从一起盗窃案引发的
刑事公诉风险问题的思考
作者：贺轶民
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电话：010-65014161
一般来说，由于民事诉讼调整平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容易引起关注，特别是涉及诉讼标的额较大时，相应的诉讼费用更为突出。而刑事公诉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来履行职责，这之前侦查机关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因此，公诉机关的刑事诉讼风险很容易不被重视。但是，随着法院审判中心主义的兴起，法院进行刑事庭审判决时担任居中裁判的角色越为彰显，检察机关的公诉风险研究也就显得较为重要。
一、一个刑事公诉风险的典型案例
郑某某盗窃一案中，被告人郑某某幼年父母双亡，由其姑妈王某抚养成人。王某有一子王甲、一女王乙。2000年郑某某随王某来京做小生意，和王某、王甲、王乙一起生活，并受雇于王某，由王某每月发给其工资。后来王某欠郑某某工资1000余元没发放，郑某某便偷偷将王乙床铺下的存折拿出去到银行取出1万元人民币，被王乙告发归案。公安机关侦查完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根据王某某、王甲、王甲妻子等的证人证言和存折以及被害人王乙的陈述，认定盗窃事实成立，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中“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规定的情形，因此依法提起公诉。在法院审判时，王甲、王甲妻子的证言发生变化，王乙作为案件被害人也请求检察机关不要追究郑某某的刑事责任。这样，案件的发展将检察机关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原本事实清楚的案件却因证人翻证导致指控无力，最后法院宣判被告人郑某某无罪。
二、案件反映的公诉风险原因
一般来说，公诉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证据的变化风险和指控罪名不准确的风险，这种风险对每一个刑事案件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对有些类型的刑事案件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本案所涉及的亲属之间的轻微刑事案件。
1、犯罪事实主要依靠亲属间证人证言建构的证据体系，在案件当中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出现较大的变化。郑某某盗窃一案中，虽然王乙等都不是其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但是他们生活在一起且又有血缘关系，王乙到公安机关报案时可能也是出于一时的激愤，这样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其本人往往事情一过就后悔，或者在亲属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放弃原来要追究郑某某刑事责任的念头。因此，证人证言的变化和无罪判决的做出也就在所难免。
2、检察机关执法观念的问题。违法必究是沿袭已久的一个执法理念，检察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往往集中反映在追诉效率上。在这种执法观念的指导下，从侦查人员到检察官往往更为关注有罪的证据，而忽视了无罪证据的搜集与固定。事实上，郑某某盗窃一案的公诉风险从一开始就存在，这种亲属之间的盗窃行为，事发现场一般只有亲属在，而亲属之间的有罪证言很不稳定，往往会掺杂一些主观情感，有罪证言向无罪证言转化的倾向总是存在。国家的公权力介入这种亲属关系之间去追究轻微的刑事犯罪往往出力不讨好。正是由于该案的证人证言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利于被告人的证言趋势总是存在的。这样，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如果没有对这种证言趋势的发展概率做出正确的评价，简单地处理为有罪追诉的模式无疑会加大案件的追诉风险。
三、此类案件公诉风险的应对
此类案件的公诉风险问题相对比较集中，研究其应对策略有益于为解决一般案件的公诉风险探索出一个积极的处理模式。
1、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谨慎起诉。司法的最终价值在于对社会关系的维护。这至少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司法来建构尚未建立的社会关系；二是通过司法来修复被破损的社会关系。毫无疑问，案例中郑某某的行为已经对与其生存相关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完全不是只有通过司法机关才能修复。事实上，通过相关关系人的调解，被害人王乙也已经出现了欲放弃诉讼的念头，这时检察机关的追诉就应当谨慎，要提前做好证人翻证的防范性工作，避免陷入“两头冷中间热”的尴尬境地。比如，对被害人的心态要正确把握，对与此相关的关系人的证言要确实固定好，细化案件的各种证据，切断证言变化的可能。
2、建议被害人自诉或者作不诉处理。根据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案，及时消化各种有可能引发的矛盾。比如，在案件的受理阶段，应当建议被害人自诉，这样给被害人以充分的自由处分权，避免检察机关生硬介入后的种种弊端。如果案件已经到了审查起诉阶段，经过调解使得被告人认识了行为的错误，同时被害人也愿意接受被告人的弥补措施，对这类犯罪危害不大的案件应当采取不诉处理。
3、如果被害人坚决要求起诉，应当协调法院建立快诉快审的司法渠道。对待这种证人证言极易发生反复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和法院进行协调，采取快诉快审的简易审方式，快速判决、快速结案；同时建议刑罚时采取社区矫正的方式，一方面有利于证人证言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社会摩擦的加剧。
4、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思想指导下，树立案件的诉讼风险意识，节约司法成本。检察机关要适应新的形势，树立起诉讼风险意识，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监督的效果，真正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郑某某盗窃一案，从公安机关大量的侦查取证工作，到检察院的审查起诉，最后法院判决无罪又引起检法两部门检委会、审委会的大量司法性工作，司法成本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消耗非常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用如此大的司法成本，必须计算相应的诉讼风险，尤其是要充分注意具体案件的刑事追诉目的。如果仅仅因为诸如亲属之间的轻微刑事犯罪，就过于奢侈地消费有限的法律资源，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类案件的刑事审前程序完全可以实现比刑事追诉更为有效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审查起诉部门必须适应检察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树立刑事公诉的诉讼风险意识，从而有效节约司法成本，实现司法资源的最优化。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环境保护部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辽河保护区管理局，各保监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国发〔2011〕42号）有关精神，进一步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做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工作的重要意义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联合印发《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7〕189号），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试点。各地环保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联合推动地方人大和人民政府，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引导保险公司开发相关保险产品，鼓励和督促高环境风险企业投保，取得积极进展。
根据环境风险管理的新形势新要求，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建立环境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是应对环境风险严峻形势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环境管理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保险机制社会管理功能的重要任务。运用保险工具，以社会化、市场化途径解决环境污染损害，有利于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减少污染事故发生；有利于迅速应对污染事故，及时补偿、有效保护污染受害者权益；有利于借助保险“大数法则”，分散企业对污染事故的赔付压力。
二、明确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试点企业范围
（一）涉重金属企业
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是：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等，兼顾镍、铜、锌、银、钒、锰、钴、铊、锑等其他重金属污染物。
重金属污染防控的重点行业是：
1.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铜矿采选、铅锌矿采选、镍钴矿采选、锡矿采选、锑矿采选和汞矿采选业等。
2.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铜冶炼、铅锌冶炼、镍钴冶炼、锡冶炼、锑冶炼和汞冶炼等。
3.铅蓄电池制造业。
4.皮革及其制品业：皮革鞣制加工等。
5.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和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等。
上述行业内涉及重金属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二）按地方有关规定已被纳入投保范围的企业
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应当按照地方有关规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三）其他高环境风险企业
鼓励下列高环境风险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1.石油天然气开采、石化、化工等行业企业。
2.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危险化学品的企业。
3.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以及存在较大环境风险的二恶英排放企业。
4.环保部门确定的其他高环境风险企业。
三、合理设计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引导保险公司把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合理设计保险条款，科学厘定保险费率。
（一）责任范围
保险条款载明的保险责任赔偿范围应当包括：
1.第三方因污染损害遭受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
2.投保企业（又称被保险人）为了救治第三方的生命，避免或者减少第三方财产损失所发生的必要而且合理的施救费用。
3.投保企业根据环保法律法规规定，为控制污染物扩散，或者清理污染物而支出的必要而且合理的清污费用。
4.由投保企业和保险公司约定的其他赔偿责任。
（二）责任限额
投保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环境风险水平、发生污染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害范围等因素，确定足以赔付环境污染损失的责任限额，并据此投保。
（三）保险费率
保险公司应当综合考虑投保企业的环境风险、历史发生的污染事故及其造成的损失等方面的总体情况，兼顾投保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科学合理设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基准费率。
保险公司根据企业环境风险评估结果，综合考虑投保企业的环境守法状况（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环保设施运行、清洁生产审核、事故应急管理等环境法律制度执行情况），结合投保企业的行业特点、工艺、规模、所处区域环境敏感性等方面情况，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合理确定适用于投保企业的具体费率。
四、健全环境风险评估和投保程序
企业投保或者续签保险合同前，保险公司可以委托或者自行对投保企业开展环境风险评估。
鼓励保险经纪机构提供环境风险评估和其他有关保险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投保企业环境风险评估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开展：
（一）对已有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的氯碱、硫酸等行业，按照技术指南开展评估。
（二）对尚未颁布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的行业，可以参照氯碱、硫酸等行业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规定的基本评估方法，综合考虑生产因素、厂址环境敏感性、环境风险防控、事故应急管理等指标开展评估。
本意见规定的涉重金属企业、按地方有关规定已被纳入投保范围的企业，以及其他高环境风险企业，经过环境风险评估后，应当及时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并将投保信息报告当地环保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引导和监督保险公司做好承保相关服务。
五、建立健全环境风险防范和污染事故理赔机制
（一）风险防范
在对企业日常环境监管中，环保部门应当监督企业严格落实环境污染事故预防和事故处理等责任，积极改进环境风险管理。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督促保险公司加强对投保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的技术性检查和服务，充分发挥保险的事前风险防范作用。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做好对投保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的指导和服务工作，定期对投保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的总体状况和重要环节开展梳理和检查，查找环境风险和事故隐患，及时向投保企业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或者事故隐患的整改意见，并可视情况通报当地环保部门。
投保企业是环境风险防范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加强对重大环境风险环节的管理，对存在的环境风险隐患积极整改，并做好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定期演练和相关准备。
（二）事故报告
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后，投保企业应当及时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有效防止或减少损失，并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应当保护事故现场，保存事故证据资料，协助保险公司开展事故勘查和定损。
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理赔中，可以参考当地环保部门掌握并依法可以公开的事故调查结论。
（三）出险理赔
投保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后，保险公司应当及时组织事故勘查、定损和责任认定，并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规范、高效、优质地提供出险理赔服务，及时履行保险赔偿责任。
对损害责任认定较为清晰的第三方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以及投保企业为了救治第三方的生命所发生的必要而且合理的施救等费用，保险公司应当积极预付赔款，加快理赔进度。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引导保险公司简化理赔手续，优化理赔流程，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四）损害计算
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对第三方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投保企业为防止污染扩大、降低事故损失而采取相应措施所发生的应急处置费用，可以按照环境保护部印发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环发〔2011〕60号文件附件）规定的方法进行鉴定评估和核算。
在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试点的地区，保险公司可以委托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专业机构对污染事故的损害情况进行测算。
（五）争议案件的处理
投保企业与保险公司发生争议时，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处理。保险经纪机构可以代表投保企业就有争议的案件与保险公司进行协商谈判，最大程度保障投保企业的合法权益，减少投保企业的损失和索赔成本。
六、强化信息公开
（一）环境信息
环保部门应当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布投保企业的下列环境信息：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理情况、审批结果和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结果。
2.排污许可证发放情况。
3.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依法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名单。
4.发生过污染事故或者事件的企业名单，以及拒不执行已生效的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企业名单。
5.环保部门掌握的依法可以公开的有利于判断投保企业环境风险的其他相关信息。
投保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重金属产生、排放台账，以及危险化学品生产过程中的特征化学污染物产生、排放台账，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公布重金属和特征化学污染物排放、转移和环境管理情况信息。
（二）保险信息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依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办法》有关规定，公开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相关的信息。
保险公司应当依照《保险企业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全面准确地公开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有关的保险产品经营等相关信息。
七、完善促进企业投保的保障措施
（一）强化约束手段
对应当投保而未及时投保的企业，环保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1.将企业是否投保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清洁生产审核，以及上市环保核查等制度的执行，紧密结合。
2.暂停受理企业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相关专项资金的申请。
3.将该企业未按规定投保的信息及时提供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其客户评级、信贷准入退出和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二）完善激励措施
对按规定投保的企业，环保部门可以采取下列鼓励和引导措施：
1.积极会同当地财政部门，在安排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或者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时，对投保企业污染防治项目予以倾斜。
2.将投保企业投保信息及时通报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动金融机构综合考虑投保企业的信贷风险评估、成本补偿和政府扶持政策等因素，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优先给予信贷支持。
（三）健全政策法规
地方环保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政策纳入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者推动地方人民政府出台规范性文件，并配合有关部门制定有利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环保部门应当推动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制，支持、规范环境污染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损害鉴定工作。
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后，地方环保部门应当通过提供有关监测数据和相关监管信息，依法支持污染受害人和有关社会团体对污染企业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推动企业承担全面的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增强企业环境风险意识和环境责任意识。
涉重金属企业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方案，由环境保护部另行组织制定。
地方环保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重要性，结合本地区实际，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实施方案，切实加大工作力度，推动试点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环境保护部 保监会
2013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