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与和谐：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


唐时华

【摘要】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正问题也寄予了更大关注。但是，传媒与司法并不只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也不能把传媒与司法关系简单化而忽略对两者间本质关系的深入探讨。如何不仅发挥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使其蕴含着遏制司法腐败与保护民众话语权的目的，而且达到对两者关系进行理性思考和法理分析，使二者达到最终的和谐和良性互动。为此，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


【关键字】司法公正 媒体监督 矛盾和谐 制度设计


一、 引言
一个文明程度越高的社会，越需要理性的积淀与传承。而在当代社会里，司法与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而从这两者的内在关系看，矛盾与和谐随时伴随着它们：一方面，司法公正独有的独立性对排斥非法律的干预，自然也不应受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因为就司法的天性来讲，它总是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涉和影响，包括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以维护自身的独立，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媒体监督对一切社会负面影响具有天然抗争性。因为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是当前世界的焦点问题之一，较其他社会问题更能吸引社会的眼球，所以更容易成为媒体的关注的热点。从这一层面上讲，媒体的监督对反对司法腐败具有良好的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样一个尺度，使媒体的监督作用在合理构筑的框架内与司法机关的反腐败行动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2005年世界法律大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的原因。

二、我国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
我国司法公正与传媒的要求内在一致性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目的相同。首先，两者均追求社会的公正与正义，都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利器，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使司法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有了更大提高，促进了民主与法治社会的进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是两者良性互动的体现之一。当然，如果从更具体的角度上看，两者又有所不同，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是一种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冷静和严肃的最佳体现，所以中国戏剧中将古代的包拯塑造为“黑脸”，其中内涵就在与此，只是在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并未出现，民意的最大载体在于言语之间而已。而作为当今社会喉舌的大众传媒追求的则是一种道德的评价，顺乎民意，不平则鸣，用公众舆论的力量来激起社会正义的力量，央视的“焦点访谈”被广泛赞誉为“焦青天”，广州的《南方周末》发行量达到数百万份等事例就是明证。
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因为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腐败的可能，司法权也不例外，因此传媒自有遏制它的必要。然而，这就与司法独立的本意相背离，司法的功能本身就要求独立，法官要求不偏不倚，司法公正独立需求不仅体现在法官个体上，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上。当媒体的报道对司法的公正裁判已经产生了不适当的影响时，司法本身潜在的独立性要求就会奋起抗争。所以，原本肩负共同社会公平和正义使命的传媒与司法便在社会现实的推动下形成矛盾。
传媒与司法间的关系还体现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方面，司法的功能在于守护社会正义与公正，从其象征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法平如水”还是西方蒙上眼睛的司法女神上都能充分体现，但是愿望的良好往往并非时时与现实吻合，司法腐败在当今世界也是不争的话题，这一现象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其他法系都不能幸免，因此，如何将司法权的行使限制在一个良好的框架内，就成了各国学者及制度涉及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时，基于此，将媒体监督在内的多种监督方式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前台，企图建立对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而达到社会多种调控手段与良性互动。在中国，包括人大的个案监督、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均在此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传媒监督司法也并非能包治司法腐败的百病，中国传媒的不成熟，管理上的隶属性、部分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缺点使得传媒易于造成报道对象权利、形象的不当提高与毁损，这些问题的存在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片面强调传媒监督司法的尴尬还在于：一是在中国国情之下，社会舆论所代表的民意一旦对某个问题提前盖棺定论，司法审判就有可能陷入唯媒体是从的境地，法院对已发生的事实和证据加以逐步的专业判断与确定，然后根据法律来判定谁是谁非的制度价值就容易被打破，从而有碍实体正义的实现。曾经轰动一时的张金柱案件，张曾感叹是媒体而不是法院对其作判决的例子，就充分体现了媒体的强大动力。还有昆明发生的云大学生马加爵杀人案件，部分新闻媒体在公安机关通缉马时，就提前为马案定了性。这些事例说明，媒体监督一旦脱离了法律和理性的轨道，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都是我们的理性和法治社会所不允许的。二是在法治国家，程序至上已成为法官断案奉行的至理名言，我国也在不断强调程序正义的价值，打破过去部分司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但是一旦传媒影响司法，很可能有加速或延缓审判，破坏程序法的内在机制，导致在程序上过于匆忙或缓慢，这不仅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与证据认定的准确性，还极易使当事人对公正的判决结果产生不信任，产生对法律至上和司法权威的动摇。

三、司法与媒体：构建公正和谐制度的几点思路
（一）对待媒体监督，司法机关应持的宽容态度。
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不仅是一种个人态度，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设计。首先，司法机关作为司法裁判机关，掌控了国家的司法大权，与新闻媒体相比，其优势地位是相当明显的。同时，由于裁判权的拥有，一旦允许司法人员针对媒体的基于善意的不实批评或评论拥有随意起诉权的话，那么媒体的不利地位显而易见，因为即使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要求当事司法机关回避，但是由于法律行业本身的联系和职业情感的共鸣，都可能使媒体面临很大的诉讼风险。其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这与司法机关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原理类似），如果允许这样的诉讼产生，那就会使监督成为一种代价的行为，新闻记者这一职业成为一个高风险行业，那么媒体监督司法、反对司法腐败热情就会受到严重挫伤，国家和社会对媒体监督司法的期望就会落空。再次，在我国司法腐败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而要保证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监督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起诉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把握好新闻媒体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恶意损害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名誉，就应当大胆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

（二）赋予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知情权。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积极行使，对促进司法公开的角度来讲，是十分有益的。公开就意味着暗箱操作的几率减少，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悉度增加，也就使个别企图腐败的司法人员不得不有所顾忌从而使促进司法公正。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提出的“阳光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在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同时，也就从反方面规定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活动的公开性（确需保密的除外）。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活动公开的范围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知情权的内容。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的实际需要。当前，新闻记者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审判机关来讲，新闻记者只可以采访报道的只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限制新闻记者即使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案件的旁听，这就使媒体的监督就无法实现，成为名符其实的“睁眼瞎”，也才出现很多媒体不得不依靠采访当事人来获得新闻线索，而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我们要其保持一个客观和平和的心态来叙述案件审理的过程是不现实的，容易导致媒体态度的“一边倒”，也就更容易损害媒体自身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使公众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和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造成我们都不愿看到的两败俱伤。其实，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就必须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媒体的监督落到实处，赋予公民和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知情权，这样既能体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又能达到新闻媒体达到媒体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使新闻与司法这两柄利器真正体现其效能。

（三）媒体监督重点在于支持司法独立和司法职业化方面
司法腐败之所以为公众所诟病，根本原因就是其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肌肤，而当前妨害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就是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和非职业化。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因素的存在，导致在地方掌握司法人员的实际任免权和司法机关的财政权，所以司法机关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时常常举步维艰。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形象随之出现；对于坚持原则，不按其指示办事的司法机关领导和办案人员随意撤换、免职或调离，以致司法独立有名无实。非职业化现象的存在也存在极大危害，虽然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了担任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前必须提供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是对“两院”的领导任职的所需要的法律专业作明确限制，导致有的地方将非法律专业的人员调进司法机关担任领导，造成乱指挥、乱下指示的情况出现。总之，以上三种因素导致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已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直接影响社会公正，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采取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确保司法公正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重点应当在促进司法独立和司法人员职业化方面发展，从根本上清除司法腐败的土壤，走出就事论事的浅薄误区，才能真正保障在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

（四）媒体监督应当把握的尺度。
我们在看到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也不可忽略应把握的尺度，否则，就会侵犯司法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如前所述，独立和公正，都是司法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司法应当独立，法律人应当甘于寂寞，是我们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因为司法公正既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外部不当的干扰或压力必然会对司法人员造成影响，使其独立意志发生嬗变，进而在案件的处理中发生偏颇，导致不公，因此既应坚持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又应维护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为此，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当把握三个尺度：一是严格保持中立立场，只作客观报道，不对案件的处理提前下结论，不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即使是新闻写作中的“春秋笔法”等方式，也应当尽量避免；二是维护裁判文书的尊严，在没有其他的判决取代现有的生效判决之前，即使裁判确有不公，也应当通过正当途径予以解决，要尊重司法裁决的即判力和法律文书的严肃性，这也是媒体的从业准则之一。三是不得对司法机关的形象进行歪曲和丑化，不得对司法人员的人格进行评价。

（ 五）司法机关的“走出去”战略
在媒体的监督之下，司法机关除了积极支持媒体的工作之外就否喑哑无语无所作为呢？当前，中国的司法机关正在做一个尚未引起理论界关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那就是笔者所称的“走出去”战略。具体做法就是司法机关抽出部分人员（有的甚至命名为法院新闻中心，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新闻中心属法院下设的单列部门之一）将本单位的司法、行政等活动形成宣传材料，在相关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进行刊载和播放，大力宣传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这一做法在全国司法机关中相当普遍，从最高法院的机关刊物《人民法院报》的刊载的部分法院宣传文章来看，至少可以说明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对法院人员参与对外宣传并不反对。这一做法对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是否有益，其弊端又在何处，这些问题理论界尚未有定论。此外，单纯就当前司法机关的对外宣传工作来讲，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司法机关对外宣传人员如何定位，是司法人员还是新闻工作者抑或一身兼二职，如何把握新闻和司法之间的关系？二是当前相当部分行政人员不是法律专业毕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外宣传人员是否需要具有审判职称，如果单纯的司法行政人员就可以从事宣传工作，那么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稿件时，如何保障新闻稿件的准确性，一旦司法机关稿件出现误差，社会公众会不会对比媒体从业人员新闻稿件出错所持的责难更大？基于此，中国司法机关的对外宣传工作更加任重道远。

四、结语
在历史的默然思索中，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价值均已为现实实践首肯，我们的理想在于实现多种价值的共赢。同时，在我们建设法治和和谐社会的探索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对立中同样可以实现二者关系的合理化和和谐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在借鉴世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立足我国国情，这也就再次体现当前我国媒体与司法合理的制度构建的紧迫感和必要性。



【参考文献】
[1] 甘朝端、杨凯：《公开报道与公平审判的冲突与平衡》，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一期。
[2] 刘静：《司法惩戒•法院与媒体》，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二期。
[3] 陈新民：《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载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主编：《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4] 左为民、汤火箭：《传媒与司法关系新探》，载中国司法改革网。

作者单位：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邮编：650600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1994年5月26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7年11月29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改
根据2004年6月30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删除第十一条。

二、删除第十二条。

三、删除第十三条。

四、第二十一条作为第十八条，修改为：“在水工程及设施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不得修建影响工程运行、行洪和危害工程安全的建筑物。”

五、删除第二十三条。

六、删除第三十八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省境内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防治水害，必须遵守《水法》和本办法。
第三条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兴利与除害并重、开发利用与保护管理并重的原则，加强水利的建设和管理。
第四条 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保护和防治水害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并监督执行《水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方针、政策；
(二)会同有关部门对水资源进行调查评价和综合科学考察，编制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防治水害的综合规划；
(三)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水长期供求计划和水量分配方案；
(四)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制度；
(五)统一管理城乡水资源，对水资源进行统一调配；
(六)负责乡镇供水；
(七)管理节约用水工作；
(八)依据本级人民政府授权，处理水事纠纷；
(九)负责江河、水库的水质监测和调查评价工作，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水政监察制度。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政监察人员，依法对水事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政府职责分工，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有关的水资源管理、保护和防治水害工作。

第二章 开发利用

第七条 全省水资源的综合考察和调查评价，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进行。
第八条 省管和其他跨市的江河，除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外，其流域或者区域的综合规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市人民政府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他江河流域或者区域的综合规划，由市或者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害，必须符合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
修订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应当经原批准机关审核批准。修订后的综合规划应当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城市、工业、农业发展规划时，必须以水资源评价作为重要依据。
在水资源不足地区，应当限制城市发展规模，限制耗水量大和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逐步建立节水型工业和农业。
有条件利用海水的工业，应当充分利用海水资源。
第十一条 在河道、渠道上修建闸坝、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拦渠、跨河、跨渠、临河临渠建筑物，铺设跨河、跨渠管道、电缆等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同意。
第十二条 国家兴建的防洪、排涝、农田灌溉等工程所需资金，除国家安排部分投资外，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由受益单位和个人合理分担。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建的防洪、排涝、农田灌溉等工程所需资金，应当根据量力而行的原则，按照受益的大小，由受益单位和个人合理分担。

第三章 水、水域和水工程保护

第十三条 各单位应当加强水污染的防治工作，保护和改善水质。向河道、水库、渠道等水工程内排污、设置或者扩大排污口，排污单位在向环境保护部门申报之前，应当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十四条 在水库周围和河流两岸从事采矿和其他生产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水体和损坏水工程。
第十五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对超标排污，严重影响水体用途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制止。
第十六条 开发利用地下水，应当保持采补平衡。对超采的地区，应当采取回灌措施，严格控制取水量。
第十七条 对下列水工程及设施，应当按照经批准的设计，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管理和保护范围：
(一)提水、引水、泄水、挡水建筑物和水电站；
(二)水库；
(三)河道、渠道、堤防；
(四)水文监测设施；
(五)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六)其他水工程及设施。
水工程及设施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后，由工程及设施的权属单位管理，并建立管理和保护制度。
第十八条 在水工程及设施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不得修建影响工程运行、行洪和危害工程安全的建筑物。
第十九条 禁止实施下列行为：
(一)毁坏或者侵占水文、水工程及其通讯、照明、电力、观测、交通等设施；
(二)在河道内修建套堤；
(三)在水库坝坡、河堤、渠堤上建房、放牧；
(四)在水库、河道、水塘、水渠及其他水域中洗刷有毒有害物品和炸鱼、毒鱼；
(五)在已经或者能够引起海水倒灌的地段开发地下水；
(六)在堤防、水源工程、渠道保护范围内爆破、打井、采石、采矿、取土、建窑、埋坟、挖筑鱼塘虾池；
(七)在生活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和保护范围内排放废水，弃置垃圾；
(八)非水工程管理人员操作水工程上的有关设施；
(九)在河道、水塘内或者在水工程及设施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内弃置垃圾、煤灰、矿渣等；
(十)其他危害水工程安全的行为。

第四章 用水管理

第二十条 全省和跨市的水长期供求计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报省计划主管部门审批。市和跨县的水长期供求计划，分别由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上一级水长期供求计划，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订，报同级计划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一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水量分配方案，由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制订，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跨市、县的水量分配方案，由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意见后制订，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二条 直接从江河、湖泊和地下取水的单位和个人，除家庭生活、蓄禽饮用取水和其他少量取水不需要申请取水许可外，必须按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按照下列规定实行分级审批：
(一)在省管河流干流上取水或者日平均取地下水1万立方米以上(含本数，下同)的，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在市管河流上取地表水或者日平均取地下水1万立方米以下至3000立方米以上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在省管河流的一级支流上日平均取地表水5000立方米以上的，在征得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在县管河流上取地表水或者日平均取地下水3000立方米以下的，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四)跨市、县取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由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需要取用城市规划区内地下水的，应当经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签署意见后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 水费的计收和管理，按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水资源费的征收管理，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执行。在国务院未作出规定之前，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实行计划用水，厉行节约用水。
供水单位应当编制供水计划，按计划供水。
工业用水应当实行定额管理，推广使用节水新工艺、新技术，控制污水排放，提高污水处理率和水的重复利用率。
农业用水应当采取节水灌溉方式和工程措施，推广节水的耕作制度，提高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
城镇生活用水应当安装水表，提倡使用节水器具。

第五章 水害防治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工作。防汛与抗旱工作实行首长负责制，统一领导，分级分部门管理。
第二十七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及有关部门、单位应当及时监测和预报汛情、旱情。
第二十八条 汛情紧急或者旱情严重时，各部门、各单位必须服从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防汛抗旱指令，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以在其管辖范围内，随时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参加抗洪抢险和统一调配水量。
第二十九条 省管江河防御洪水方案，由省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条 防汛抗旱指挥机构下达的蓄洪、分洪、滞洪的命令，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执行。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模范执行《水法》及本办法，制止违法行为事迹突出的；
(二)开发、保护和管理水资源，节约用水成绩显著的；
(三)在水害防治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四)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科学研究方面贡献突出的。
第三十二条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兴建各类工程，涉及水资源利用、防洪安全和水源污染的；
(二)在河道上、渠道上修建闸坝、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拦渠、跨河、跨渠、临河、临渠建筑物，铺设跨河、跨渠管道、电缆等设施的；
(三)在水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建筑物的。
第三十三条 建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至(八)项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个人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一)排污单位拒绝现场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的；
(二)上游地区擅自增大下泄洪水、下游地区设障阻水或者缩小河道过水能力的。
第三十四条 在河道、水塘内或者水工程及设施管理和保护范围内弃置垃圾、煤灰、矿渣等，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可以并处每立方米5至10元罚款。
第三十五条 未办理取水许可证，擅自直接从江河、湖泊和地下取水的，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取水，查封水源工程。
第三十六条 使用供水工程供应的水，拒不交纳水利工程水费的，由供水工程管理单位责令限期交纳。逾期不交的，供水工程管理单位有权限制供水，直至停止供水。
直接从江河、湖泊和地下取水，拒不交纳水资源费的，由征收水资源费的行政部门责令限期交纳。逾期不交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查封其水源工程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阻碍水工程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和水政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罚款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票据。罚款一律上交同级财政。
第四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以及水工程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对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水利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