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质证制度研究

芦志锋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对质证法律关系和质证制度作了局部的剖析，并对质证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以及影响其功能发挥的情形作了初步的探讨，最后本文还对我国质证制度的现状作了一些分析，希望能为我国质证制度的完善尽一点微薄之力。
[关键字] 质证法律关系 质证的功能 诉讼环境

质证，是指在庭审过程中由控辩双方对诉讼证据采取说明、反驳以及交叉询问等形式进行质询，以确认其证明力大小的诉讼活动。关于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有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又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上述法律规定表明，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质证制度将最终成为我国刑事审判过程中用以审查、核实证据的基本手段。同时基于质证制度在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地位，该制度的确立还必将引发相关的诉讼制度乃至司法体制的变革，因此实有探讨的必要。

一、质证制度的基本原理——质证法律关系

法律制度一经确立后，即在相关领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关系。质证制度一经确立后，就在控辩双方及相关的证人、鉴定人等接受质询的人之间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该种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不妨称其为质证法律关系。由于法律关系是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化，因此通过对质证法律关系的剖析，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制度的本质。
对于一切法律关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件构成，质证法律关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对质证法律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对其所含的诸构成要件的认识——
（一）关于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质证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是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其范围包括：1、检察官和当事人。检察官在提起刑事诉讼后即代表国家对犯罪行使追诉权，对被告人是否有罪有证明责任。因此，检察官必须通过对各类证据进行质证，合理排除被告人无罪的所有疑点。当事人是指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我国刑事诉讼规定的当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由于当事人与诉讼的结果有最终的利害关系，因此，当事人对诉讼的核心问题——诉讼证据应有质证的权利。2、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根据事实和法律，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责任，因此通过质证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是辩护人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手段。诉讼代理人受当事人委托参加诉讼，在受托范围内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也应有质证的权利。此外，由于质证是一项对法律专业和诉讼技能要求较高的诉讼活动，因此，对于大多数当事人而言，要进行有效的质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作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实际上在质证活动中要发挥比当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质证的人。在以人证作为证据方法的场合，提供证词的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作为证据的，鉴定人、勘验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物作为证据方法的，负责收集物证的侦查人员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与证物有关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书证、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以及该书证、视听资料本身的制作者及其他等与证据相关的人员是接受质证的人。
对于未成年人能否成为质证的主体，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未成年人能够在其认知范围内作证，因此，在其作证的范围内应当有接受质询的义务。如果未成年人作为被告人的，由于法律同样赋予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因此，其应有对证人及相关人员就证据问题进行质询的权利。
对于上述人员作为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理论上应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争议主要体现在审判人员能否作为质证的主体。对此，要从质证的本质和审判人员的职责进行分析。质证在本质上是运用质询、辩论等对抗的方式来揭示证据证明力的活动，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审判人员采纳某一证据为判决的依据。审判人员的职责是对于质证的结果进行“认证”，即确认某一证据的证明作用。在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也会就证据的某些问题进行发问，但是这只能是“认证”权的延伸，其范围只限在控辩双方在质证的范围内，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审判人员未能听清的内容。审判人员在证据调查过程中，应避免因频繁的发问使自己卷入双方所争执的问题，这也是裁判权中立性的要求。尽管审判人员不是质证的主体，但是其对质证活动应有监督权和指挥权，以确保庭审活动有序、高效地进行。
（二）关于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以诉讼的角度观之，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即是质证这一诉讼活动的诉讼标的。对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是本案的诉讼标的。但对于质证这一特定的诉讼活动而言，其诉讼标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项证据资料在诉讼中的证明力。通常情况下，凡是法律规定能够作为证据资料的，都必须经过质证才能确定其证明力大小，并作为裁判的依据。对此存在例外的情况是：某些常识、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简单推理得出的结论等，无须经过质证就可以被裁判所采纳。此外，根据我国证据学的通说，诉讼证据必须同时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证据资料的证明力大小应由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所决定。因此，综上所述，所谓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法律规定必须经过质证的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三）质证法律关系的内容。所谓质证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控辩双方和接受质询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方主体在行使质证权利的同时也就是另一方主体履行受质问义务的过程。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诉讼主体之间：
首先，在控辩双方和证人之间是质询和受质询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受质询的人有回答控辩双方提问的义务，除非法律规定，其有权对特定问题拒绝回答；其次，对控辩双方而言，同时有对对方进行质证的权利和回答对方质询的义务，但是，如果是被告人本人参加质证的话，受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某些基本规则的约束，这种权利义务就有一些例外的情形。例如：当被告人受到“无须自证其罪原则”的保护时，被告人对于那些可能会给其本人带来不利的后果的问题就可以拒绝回答。

二、质证制度在不同诉讼环境中的作用

质证最基本的功能首先在于，通过质证能促使诉讼的双方当事人积极参与案件的审理活动，有利于审判员迅速查明事实，为下一阶段正确适用法律作好准备。其次，通过质证能促进社会纠纷的解决。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其本质上都是社会纠纷的表现。诉讼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化解各类有可能引起剧烈冲突的社会纠纷，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因此，诉讼进行的方式就直接关系到纠纷能否被妥善的解决。对此，质证制度有着天然的优势。通过设计良好的质证制度，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的核心问题——证据问题上平等地发挥作用，既使是败诉者，对诉讼的结果也较能信服。第三，通过质证，审判人员用以制作判决的依据将更多地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质证的结果上，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审判人员在审核证据上的主观臆断，这将使判决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
然而，在不同的诉讼环境，质证制度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在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负责审判的法官对于证据的调查、审核拥有较大的职权，不仅调查证据的顺序、范围、方法，全由法院全权决定，而且关于何种证据证明何种事项，以及应提出的证据、应传唤的证人、鉴定人，也由法院决定。同时，对证人、鉴定人的询问，也由法院决定。甚至在起诉后，或在调查证据过程中，不仅关于是否有必要补充收集证据，由法院决定，而且法院在认为必要时，可直接收集证据。 在职权主义诉讼中，审判人员可以通过积极的调查取证，以掌握案情，质证制度的作用很容易就被削弱、甚至忽视了。相反的，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审判人员相对于案件的当事人处于超然的地位，调查证据的权利义务，全属于当事人。在庭审活动中，诉讼的双方积极地通过交叉询问的方式，对包括证人证言在内的各类证据进行展示和质疑，陪审团成员和法官则通过法庭审理而逐步接触、了解整个案情，并形成自己的心证。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以交叉询问为主要方式的质证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余地。
此外，在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质证的作用也不仅相同。根据法定证据制度理论，每一种具有一定特征的证据，其证明力在一切案件中都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可以预先用法律规定各种具有不同特点的证据的证明力，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不必分析和判断本案各种证据的真实程度和它的证明力大小，唯一的职责就是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各种证据可靠性的百分比，机械地计算和评价本案的各种证据，并且据此认定案件事实。 由于法定证据制度预先规定了各类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因此，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主要是围绕着证据的种类展开，因为区分了证据的种类，也就辨明了各证据证明力的大小。由此，质证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伴随着辩论式诉讼取代纠问式诉讼所取代，在证据制度上也实现了从法定证据制度向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转变。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法律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据的证明力不预先加以机械的规定，而由法官、陪审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以形成确信。因此，当事人想要在诉讼中获得有利的判决，就必须在审判人员前面尽可能地对对方的证据进行批驳，动摇审判人员对其的信任。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不但为当事人对各类证据进行对质、反驳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而且对质证的技巧，尤其是交叉询问的技巧，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由于质证毕竟要在诉讼的框架中运行，诉讼的环境对质证的影响远不止上述的两个方面。例如，为了保证质证的顺利进行，就要求在司法活动中确立以“直接”、“言词”审理为主的原则。所谓“直接”审理，即要求在法庭开庭审理时，审判人员、检察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亲自出席审判，有裁判权的审判人员必须亲自从事法庭调查和采纳证据。 所谓“言词”审理，要求对法庭上提出的任何证据材料的调查应以口头方式进行，不仅要以口头询问的方式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等进行调查，对物证的调查也应通过口头说明，质疑的方式进行。任何未经直接、言词方式质证过的证据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其次，为了保证庭审过程中质证能顺利进行，控辩双方在庭审之前最好能互相交换手中的证据材料，这不但可以防止法庭上的“不意打击”，而且可以给控辩双方予充分的时间为质证作好准备，以便其在庭审过程中展开有效的质证。另外，出席审理的审判人员是否对案件有最终决定权，原被告双方是否有相应的水平，能否保证证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亲自出庭等等涉及整个诉讼环境的问题都会对质证制度的运转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质证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情况

（一）立法上，由于和国外的证据立法相比，我国的证据立法较为落后，这也反映到我国的质证制度上来。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在1996年作了重大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仅在第47条原则性规定了：“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物证、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其他重要证据，法律仅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刑诉法》第157条），而没有明确规定这些证据要经过质证程序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由此可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质证方面的规定是不完善的。
针对刑事诉讼法的上述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规定了：“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对完善质证制度无疑有积极的作用。但仍然没有改变我国质证立法总体上缺乏的面貌。
（二）立法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还缺乏一个能使质证制度有效运转的诉讼环境。
首先，尽管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引入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成分，但在实践中的实施情况并不好，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把这种密切的关系带入诉讼活动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法官在庭审前向检察院借阅卷宗，在庭审中对辩护律师的发言进行压制等情况的存在，就不利于质证活动的顺利开展。
其次，尽管我国摈弃了法定证据制度，同时在理论上也对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进行了批判，但是对于我国应采取何种证据制度，理论上和立法上却陷入了模糊的状态。尽管我国主张司法实践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要求诉讼活动完全再现过去发生过的事实，不仅事实上难以做到，其诉讼成本也会令国家难以承受。因此，实际上诉讼活动是围绕着证据展开的。但是，对各类证据进行质证和审查认定是一项复杂，甚至是颇为微妙的工作。在某些时候，只有审判人员身临其境，并依赖其主观能动性，纵观庭审的全过程才能在其内心形成某种确信。从我国古代的“五听”，到西方的自由心证证据理论，乃至前苏联的内心确信证据理论都反映了诉讼的这一特点。我国在批判了西方国家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后，对其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却没有充分地考虑和吸收。
上述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方面，由于强调“以事实为依据”，而事实问题往往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侦查机关无外地把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侦查的突破口，审判人员也乐于以“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对于大多数案件而言，由于被告人在起诉前已经作了有罪的供述，审判人员对质证就不是很重视，这就导致了质证在庭审中往往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律不承认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因此，也就缺乏对审判人员的“心证”进行约束的规范和制度，这又导致了某些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随意“心证”，对当事人的意见不闻不问，这也限制了当事人质证的积极性。
第三，我国的诉讼制度没有规定诉讼的原被告双方要进行审前证据开示和证据交换。尤其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在审前所能接触到的控方的证据十分有限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质证能力。在正常情况下，面对在法庭上首次接触的证据，要想组织有效的质证总是很困难的。
第四，我国的诉讼制度还存在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案件的最终处理要经过不出庭的庭长、审委会成员、院长决定。由于出庭的法官未必对案件的处理有最终决定权，这就直接影响到控辩双方对质证的积极性。
第五，当前我国的证人出庭率很低。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本文在此不作专门的讨论。但显而易见的是，证人不出庭，质证就很难有效地进行。此外，关于鉴定人、勘验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的比例就更低了。尽管严格要求每一个案件都传唤所有相关人员出庭接受质证是没有必要的，但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仍然有必要强调相关人员都要出庭接受质证，以保证判决的公正性。
上述情况的存在不但直接影响了我国的质证制度作用的发挥，而且会给我国司法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化解社会纠纷的功能带来不良的影响。在同一制度框架内，质证的功能被削弱的后果必然要以司法机关职能的加强为补充，而过分强调国家权力在诉讼中作用对促进纠纷的表面性解决可能是有作用，但是对于真正纠纷的解决是不利的。因为，如果司法裁判的内容不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内心信服的基础上，而始终要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推行，那么其结果可能是在原有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再增加新的矛盾——司法机关和诉讼的当事人的矛盾。要使诉讼的结果能更多的为当事人所接受，推行诉讼民主化、使判决可能对其产生有利或不利后果的当事人尽可能参与判决的制作过程或许是可行的。而完善的质证制度必将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1、参见：李心鉴著：《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92页。
2、参见：柯昌信 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6~18页。
3、参见：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184~185页。
4、参见：顾永忠著：《试论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载于陈光中 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22~123页。

广东省人大


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广东省人大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工程的管理，保障水利工程的安全与正常运行，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功能和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下列水利工程的管理、保护和利用适用本条例：
（一）防洪、防潮、排涝工程；
（二）蓄水、引水、供水、提水和农业灌溉工程；
（三）防渍、治碱工程；
（四）水利水电工程；
（五）水土保持工程；
（六）水文勘测、三防（防汛、防风、防旱）通讯工程；
（七）其他水资源保护、利用和防治水害的工程。
第三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的统一管理工作和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建设、交通、电力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管理有关的水利工程。土地管理、地震、公安等有关部门，协同做好水利工程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利工程管理的领导，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理顺管理体制，明确责、权、利关系，保障水利工程的安全及正常运行。

第二章 水利工程管理
第五条 兴建水利工程项目应当严格按照建设程序，履行规定的审批手续，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新建、扩建和改建水利工程，其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的监督。
将水利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的，其签订的承包、发包合同无效，并责令工程发包人限期重新组织招标和投标。
水利工程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资质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认定。
第六条 未经验收合格的水利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第七条 大、中型和重要的小型水利工程，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分级管理；跨市、县（区）、乡（镇）的水利工程，由其共同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也可以委托主要受益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管理；未具体划分规模等级的水利工程，由其所在地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其他小型水利工程由乡（镇）人民政府管理。
变更水利工程的管理权，应当按照原隶属关系报经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八条 大中型和重要的小型水利工程应当设置专门管理单位，未设置专门管理单位的小型水利工程必须有专人管理。同一水利工程必须设置统一的专门管理单位。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具体负责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维护和开发利用。
小（一）型水库以乡（镇）水利管理单位管理为主，小（二）型水库以村委会管理为主。
第九条 防洪排涝、农业灌排、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等以社会效益为主、公益性较强的水利工程，其维护运行管理费的差额部分按财政体制由各级财政核实后予以安排。供水、水力发电、水库养殖、水上旅游及水利综合经营等以经济效益为主、兼有一定社会效益的水利工程，要实行
企业化管理，其维护运行管理费由其营业收入支付。
国有水利工程的项目性质分类，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划定。
第十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有关规程规范运行管理，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服从政府防汛指挥机构的防洪、抗旱调度，确保水利工程的安全和正常运行。当水利工程的发电、供水与防洪发生矛盾时，应当服从防洪。
第十一条 通过租赁、拍卖、承包、股份合作等形式依法取得水利工程经营权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改变工程原设计的主要功能。
第十二条 由水利工程提供生产、生活和其他用水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缴纳水费，逾期不缴纳水费的，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加收应缴额千分之二的滞纳金。供水价格由县级以上物价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制定和调整。
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所属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水费可根据国家规定适当调剂余缺，主要用于所属水利工程的更新改造和水费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未达设计标准的水利工程，应当进行达标加固，更新改造；虽达设计标准，但运行时间长，设施残旧，存在险情隐患的水利工程，应当限期加固除险，更新改造。所需资金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多渠道筹集。
第十四条 经安全鉴定和充分技术经济论证确属危险，严重影响原有功能效益，或者因功能改变，确需报废的水利工程，由所辖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中中型以上的水利工程应当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章 水利工程保护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划定国家所有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
（一）水库。工程区：挡水、泄水、引水建筑物及电话厂房的占地范围及其周边，大型及重要中型水库五十至一百米，主、副坝下游坝脚线外二百至三百米；中型水库三十至五十米，主、副坝下游坝脚线外一百至二百米。库区：水库坝址上游坝顶高程线或土地征用线以下的土地和水域
。
（二）堤防。工程区：主要建筑物占地范围及其周边：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干流的堤防和捍卫重要城镇或五万亩以上农田的其他江海堤防，从内，外坡堤脚算起每侧三十至五十米；捍卫一万亩至五万亩农田的堤防，从内、外坡堤脚算起每侧二十至三十米。
（三）水闸。工程区：水闸工程各组成部分（包括上游引水渠、闸室、下游消能防冲工程和两岸联接建筑物等）的覆盖范围以及水闸上、下游、两侧的宽度，大型水闸上、下游宽度三百至一千米，两则宽度五十至二百米；中型水闸上、下游五十至三百米，两侧宽度三十至五十米。
（四）灌区。主要建筑物占地范围及周边：大型工程五十至一百米，中型工程三十至五十米；渠道：左、右外边坡脚线之间用地范围。
（五）生产、生活区（包括生产及管理用房、职工住宅及其他文化、福利设施等）。
其他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由县或乡镇人民政府参照上述标准划定。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边界外延划定水利工程保护范围：水库、堤防、水闸和灌区的工程区、生产区的主体建筑物不少于二百米，其他附属建筑物不少于五十米；库区水库坝址上游坝顶高程线或者土地征用线以上至第一道分水岭脊之间的土
地；大型渠道十五至二十米，中型渠道十至十五米，小型渠道五至十米。
其他水利工程的保护范围，由县或乡镇人民政府参照上述标准划定。
第十七条 城市规划区内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国土等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划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已征用或已划拨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应当依法办理确权发证手续，已划定管理范围并已办理确权发证手续的，不再变更；尚未确权发证的，应当按照第十五条规定的标准依法办理征用或划拨土地手续。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和水域。国家建设需要征用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应当征得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十九条 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其权属不变，但必须按本条例的规定限制使用。
第二十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当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的边界埋设永久界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移动和破坏所设界桩。
第二十一条 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各类建设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批准前，其中的工程建设方案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在通航水域的，应当征得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需要占用土地的，在水行政
主管部门对该工程设施的位置和界限审查批准后，建设单位方可依法办理用地、开工手续，工程施工应当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竣工验收应当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第二十二条 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兴建影响水利工程安全与正常运行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二）围库造地；
（三）爆破、打井、采石、取土、挖矿、葬坟以及在输水渠道或管道上决口、阻水、挖洞等危害水利工程安全的活动；
（四）倾倒土、石、矿渣、垃圾等废弃物；
（五）在江河、水库水域内炸鱼、毒鱼、电鱼和排放污染物；
（六）损毁、破坏水利工程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和设备；
（七）在坝顶、堤顶、闸坝交通桥行驶履带拖拉机、硬轮车及超重车辆，在没有路面的坝顶、堤顶雨后行驶机动车辆；
（八）在堤坝、渠道上垦植、铲草、破坏或砍伐防护林；
（九）其他有碍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在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危及水利工程安全及污染水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陡坡开荒、伐木、开矿、堆放或排放污染物等活动。
第二十四条 因建设需要迁移水利设施或造成水利设施损坏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提出书面申请，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补救措施或按重置价赔偿；影响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维修费用。
第二十五条 占用国家所有的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或者人为造成农业灌溉水量减少和灌排工程报废或者失去部分功能的，必须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负责兴建等效替代工程，或者按照兴建等效替代工程的投资总额缴纳开发补偿费，专项用于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开发
项目和灌排技术设备改造。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六条 已经围库造地的，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要求进行治理，有计划地退地还库。
第二十七条 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必须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与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签订协议。
第二十八条 在以供水为主的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不得建设污染水体的生产经营项目，兴建旅游项目，必须经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有关部门批准；已经兴建的，必须采取补救措施，防治水质污染。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将水利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的，以及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从事水利工程勘测、设计、施工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的规定，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监理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降低或取消其资质，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的，责令其改正，可处以该项建设工程投资预算千分之五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将未经验收合格的水利工程投入使用的，责令其停止使用，并责令原建设单位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限期验收，对责任者可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因建设工程不合格或有缺陷而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原建设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拒不缴纳水费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可以限制供水直至停止供水，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移动和破坏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埋设的永久界桩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二）项、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同意，擅自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修建工程设施、兴建旅游设施或其他可能污染水库水体的生产经营设施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拆除违法建筑物或者工程设施，可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至（九）项、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采取补救措施，对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可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涉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除特别规定外，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大、中、小型水库、灌区、闸坝、水电站等水利工程的划分，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