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审判权独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必要的制度重构。司法独立和对司法的监督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两者的出发点都是要实现司法程序和实体的公正，在坚持审判权独立的前提下完善对审判权的监督是处理好两者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现代各国普遍确立的一项宪法原则。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表明我国宪法确认司法独立为一项宪法原则。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来保障，而司法独立正是这些原则和制度当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关键一环。独立是司法的形式要求,公正是司法的价值体现,独立的目的在于公正,公正需要独立来维护。总而言之,司法独立既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又为司法公正创造了必要条件。
一、审判权独立运行的意义
（一）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耶林说：“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要及主张。”[1]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2] 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 [3] 为保证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
（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5] 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7] 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并十分看重“关系”的国度, 司法独立显得尤为重要。当打官司被戏称为“打关系”，我们在付之一笑的同时，更应该挖掘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制度根源。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的事例也并不鲜见，这些绝不是文明的法治社会所可以容忍的。
二、影响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原因
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虽然得到了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和支持，但由于体制、制度、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干扰法院执法的问题在一些地方仍然比较突出，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当前影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因，既有法院外部环境的因素，也有法院系统内部自身体制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财政体制的原因
这是困扰法院发展的一个主要难题。当前法院本身没有独立的财权，财权由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所掌握，他们决定着各级法院的经费。法院的办公条件和装备的好坏、办案经费的多寡、法院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的高低等等往往均取决于本级政府所给予的经费的多少。法院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依附于政府，使地方政府有干预审判的物质决定性条件。这种财政体制使审判难于摆脱地方行政干预，使统一的审判权被行政区域分割开，法院变成纯粹为地方服务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地方法院”。
（二）领导体制的原因
目前在领导体制上，各级党委、人大与法院的关系，还存在着权限划分不清的情况。宪法规定了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同时规定了法院、检察院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原则。在实践中，县以上各级党委设有政法委员会，负责领导、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工作。但是，党的政法委与人大、法院、检察院的权限划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往往出现许多单位干预审判，给法院尤其是主审法官造成很大压力，更主要的是有时干预是代表单位还是代表个人难以分清，往往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
（三）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再看有关人事权，法院中领导干部的行政职务由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选举、委任和罢免，而且审判人员本身也由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任免。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对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和指派权。可见，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地方各级法院拥有人事方面的控制权。在这种财政、人事两大重要权力均隶属和依附于地方权力的现状下，要求我们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而不受其他外来权力的干涉实在是勉为其难，除非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有足够强的法律意识和大公无私精神。倘若人家真的要通过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过问、干扰或刁难法院的审判，我们是很难抗衡的。
（四）执法不严的问题。国家为了保障法院依法审判，在法律中对妨害诉讼的行为有明确的强制措施规定。但在实践中，有些单位和个人严重违反法律应受到制裁而受不到应有的制裁，从而致使作假证、不依法协助、有能力履行义务而拒不履行、侮辱殴打法官事件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法院的形象和权威，妨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强制性。
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已采取的许多改革措施可以看出，法院正通过改革内部机制，努力实现司法公正。但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这并不仅仅是法院通过自身改革所能实现的，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三、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几点意见
要保证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独立审判问题上真正实现立法与现实的契合，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和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实行司法预算和编制独立是审判独立真正实现的必备保障。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应受到弹劾和降职、免职。建立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具体方案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上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定比例逐级上缴中央财政，然后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数和地区情况逐级下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这样做虽然给财政部门和中央司法机关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切断了地方政府部门借此干涉和影响司法工作的渠道，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独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证。
第二、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司法监督体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 。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但是应正确处理独立审判与人大监督的关系。法院是由人大产生的，要向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必须掌握在一定限度之内，否则就会侵越审判权，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判和法律的正确实施。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法院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审判工作只有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和支持，才能把握工作的方向。但是必须明确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即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而不是具体业务工作的领导。党必须从制度上保障人民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加强对人民法院的领导，其目的是实现法制的统一，审判的公正。逐步使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变为法官自觉审判公正的行动。
第四，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法官自身的高素质是保证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许多国家，法官是一个十分神圣的职位，成为法官既是一种荣誉又是一个梦想，但从法学院学生到律师或司法实习生，再到法官是一个艰苦、漫长而充满障碍的过程,这也就保证了实现司法公正可能性的提高。美国关于法官的六条标准，都是关于道德和品格的，可见个人素质和修养对法官来说是何等重要[8]。
第五，应当着力提高法官待遇。目前我国法官的级别待遇是与公务员相同的，这同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情况是不符的，根据法官职业的特点，实行高薪养廉制度是可行的。实行高薪制，可以维护法官队伍的稳定发展，吸引更多优秀的法律人才进入法院工作，并使其能抗拒腐蚀。
总之，司法独立是一个涉及到体制、观念的复杂问题，它不是单凭构划一个制度蓝图就能解决得了的，但它需要在观念更新的基础上从制度的重新架构入手。应当承认，我们的体制对司法工作的一些特殊性质还缺乏认同，在本质上还未给法律和法院以应有的尊严，所以在许多问题上应当更多地倾听和借鉴，而不能一味地套用行政、立法等工作的方法。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就是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倘若能放松对“守门人”的束缚，为他创造更加广阔的自由空间，让他“头顶是灿烂的星空，心中是崇高的道德法则”，我相信，正义的防线将更加巩固。　 　　　

参考文献：
1．[美]丹尼斯•诺德著，张茂伯译：《法律的理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95页。
2． 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2页。
3．[英]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4．[美]福布森著，刘静译：《倾斜天平》，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95页。
5．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独立为核心推进司法改革》，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6．易延友：《走向独立与公正的司法》，载于《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
7．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8．施海燕：《法官职业化建设需要职业化法律监督》，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4期。

电信网间互联的刑事法律责任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

王春晖


引言：
中国电信业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产业重组后，一个多元化竞争的电信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应该认识到，电信市场的竞争是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为了追求和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角逐过程。由于电信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引起了电信技术的创新和组织的变革，通信质量和服务水平有了普遍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然而，当我们对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感到欣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国的电信市场存在着违背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和违反社会公认的商业道德的恶性竞争。笔者认为，电信市场的恶性竞争，突出的表现在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违法行为上。为此，信息产业部先后依法出台了一系列规制电信网间互联的规定或办法，诸如《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电信网间互联争议处理办法》、《公用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以及一些相应的规范性文件。但仅凭行政规章和文件规定的行政手段已经难以进行有效控制目前发生的恶性案件。而现行《刑法》对有关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的犯罪规定极为简单和原则，特别是对采取修改软件、数据等技术手段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行为，《刑法》根本未予考虑。所以，对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刑事犯罪作出审判方面的司法解释，已成当务之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及时出台，对打击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违法犯罪行为，将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下面就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作如下解析：

一、关于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成因与《解释》出台的背景
自电信业引入竞争以来，网间互联互通问题日益尖锐，不论在移动网络之间、固网之间还是移动网络与固网之间不断出现“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畅而不久”的互联互通问题，性质恶劣的阻断互联互通的事件不断出现。纵观近几年发生的互联互通中的恶性事件，有些事件已经不是行政法律或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了，例如有些地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以拦截过网呼叫、擅自封闭局向等手段人为地中断电信网间通信，有些地区的电信经营者竟然用刀或锯，截断对方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光）缆。这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电信市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据统计，1998年至2004年，仅上报到信息产业部的互联互通恶性案件已达540多起，至少影响到了1亿人次的用户使用，造成10亿元的直接损失和20亿元的间接损失。 事实上，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电信业的健康发展，不仅损害了其他电信经营者的利益，也损害了电信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破坏了良性发展的电信市场竞争秩序，已经危及到了社会公共的安全。为此，200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监察部、中组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下称“国办文件”）。国办文件强调，解决电信市场秩序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从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有人把国办文件比喻为“高压电”。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就是在国办文件出台后，依然有人敢冒天下大不韪，去碰“高压电”。例如2004年3月20日发生在山西朔州的用挖掘机对朔州电信分公司的杆路和光缆进行破坏的严重事件。
为何互联互通的恶性事件屡禁不止？原因究竟何在？笔者认为，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有关阻碍和破坏互联互通的行为，只是采用行政手段加以救济和惩罚。惩罚也只设置了行为罚财产罚和行为罚，没有设置人身罚。而且，我国的《电信条例》对违反互联互通所设置的财产罚只有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太轻，违法者付出的成本太低。实际上，我国电信立法对违反互联互通行为的处罚力度，普遍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规定最高罚款金额可达到1000万港元，或一笔不超过被处罚人作出该违反行为的期间在有关电信市场的营业额的10％的罚款，两者以较高者为准；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罚款的最高金额为500万台币，处罚种类包括罚款、停止其营业的一部分或全部或废止其特许或许可；德国规定任何人有意或无意地违反管理机构制订的关于网间互联的可强制实施的管理命令，将依照行政强制法处以不超过100万德国马克的罚金。
我国《电信条例》对违反网间互联法规所设置的行为罚是“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即：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责令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停止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处罚。如此的行为罚，对于主导的电信运营商来讲，实质上是一种虚设，实践中不可能实施。为此，笔者在2003年3月就建议在《电信法》立法中应增加对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财产罚的数额；在行为罚方面应以限制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的业务或停止其新业务经营的处罚为主；特别提出了法律在人身罚方面必须有所作为。 因为只有设立对破坏网间互联行为人的人身罚，才有真正的震慑作用。
事实上，电信网间互联互通问题不仅仅只存在于中国的电信业，只要是竞争性的电信市场，都会遇到这一问题。对此，世界各国（地区）都通过电信法或其他相关法律对互联互通问题予以重点规范。但是真正能奏效的是依法设立人身罚，特别是设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韩国、日本分别在2001年和2002年修改了其电信法，修改后的电信法不仅加大了对妨碍互联互通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而且直接规定了刑事责任。日本电信法对通信从业者违反主管部门有关订立或修改互联互通协议命令的行为、违反规定订立或修改互联互通协议的行为、第一类电信运营商对提供的单项连接业务的通信量和回路数目没有记录或进行虚假记录的行为、没有公开经批准的互联协议条款的行为、没有公布互联资费的行为都规定了刑事责任。
为了切实惩罚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违法犯罪行为，信息产业部于2003年4月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提请对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刑事法律责任进行司法解释的函》，建议对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进行司法解释。该函引起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法工委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3年7月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和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并形成了互联互通刑事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2003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成都召开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及电信网间互联互通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工作座谈会。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处马东处长在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及电信网间互联互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时指出，随着我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和电信体制改革的深入，电信市场已出现多家竞争的局面，由于受利益驱动，目前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和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问题大量出现，已经难以用行政手段来加以调控，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的“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及电信网间互联互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目的就是为了在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进行定性量刑。
2004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集了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等部门的有关专家参加的互联互通刑事司法解释座谈会。我国著名刑事法学专家王作富、储槐植、陈兴良、阮齐林、陈泽宪、张明楷对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证。2004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2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解释》，并于2004年12月30正式公布，2005年1月11日起实施。
笔者认为，《解释》将对打击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犯罪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是真正的高压电。
二、关于司法解释的效力
司法解释属法律解释的一种 ，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作的解释。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审判解释；第二类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检察工作中的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检察解释；第三类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具体应用法律的共性问题所作的联合解释。本文涉及的《解释》属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解释的重要内容，它在法学实践和法学理论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应该指出，司法解释是在法律存在漏洞和法律规定的比较原则和笼统的情况下，对法律的补充，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法律漏洞的产生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立法者对所涉案型未予考虑或考虑得不够周详；二是社会现象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现行环境及其价值判断不断的发生变化，特别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使原有法律规定对现实不相适应；三是立法者对于认识不成熟的问题不做规定，而有意让最高司法机关来逐步完成。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在我国，司法解释已成为保障法律正确适用的重要手段，是司法经验的高度结晶，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司法解释也成为了我国重要法律渊源，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解释》就破坏网间互联行为对刑法条文的扩充
根据《解释》第一条规定，采用截断通信线路、损毁通信设备或者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手段，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解释》采用列举加综合的方式，列举了五种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情形，其中一条为兜底条款。这五类情形为别是：（一）造成火警、匪警、医疗急救、交通事故报警、救灾、抢险、防汛等通信中断或者严重障碍，并因此贻误救助、救治、救灾、抢险等，致使人员死亡一人、重伤三人以上或者造成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二）造成二千以上不满一万用户通信中断一小时以上，或者一万以上用户通信中断不满一小时的；（三）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不满二小时或者直接影响范围不满五万（用户×小时）的；（四）造成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二小时以上不满十二小时的；（五）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
上述内容是《解释》是对《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扩充，属法律解释中的扩充解释。扩充解释是指当法律条文的字面过于狭窄，不足以表现立法意图、体现社会需要时，对法律条文所作的宽于其文字含义的解释。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两个罪，一个是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另一个才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其中“破坏公用电信设施”所使用的文字过于狭窄，根本不能表明刑法的真实意义，不能鉴定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具体行为，必须扩张其意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意义。另外，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中的“造成严重后果”，更是没有任何依据和标准。因此，对“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进行扩充性司法解释已成当务之急。
《解释》规定，对于采用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手段，阻碍或者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行为，适用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定罪处罚。对此，学术界和司法界存在着不同认识，普遍认为破坏电信设施是一种物理性破坏。笔者认为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物理性破坏。这里的电信设施应该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事实上，与网间互联有关的公用电信设施应该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硬体部分，如光端机、交换机、管道、杆路、光纤以及线缆引入口及槽道等；另一类是软体部分，如电子数据、应用程序，以及与互联有关的网络组织、信令方式、同步方式等。而电信设施中的交换机等设备本身包含技术数据、技术规范、应用程序等。在近几年所发生的互联互通的恶性案件中，除了砍电缆、锯铁塔等物理性破坏之外，更普遍的情况是在通信软件上做手脚或者恶意修改信令，对竞争对手经营的电信业务进行各种形式的限呼、拦截，造成了网间接通率偏低甚至完全中断。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采用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手段，虽然并没有对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本身造成物理性损坏，但是，对于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的功能性却造成了实际的损坏，客观上导致了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无法正常运行和工作，其直接危害结果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当认定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破坏公用电信设施”。 如果行为人构成《解释》第一条中规定的五种情形的任何一种，均应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没有任意扩大刑法条文的范围，而是更好地实现了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法律条文未能包含的立法意图，是在刑法的立法意图、刑法的目的和刑法的基本原则基础上作出的扩充解释。
四、关于“造成严重后果”的量刑与认定标准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是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刑法》有关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有“严重后果”的情形，将在法定刑以上进行量刑，即：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国《刑法》分则通常使用“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实践中，这类法定刑升格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突出地表现在放弃了对具体情节的描述，而以“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进行概括，使得刑法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
实际上，所谓严重后果，不限于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应结合破坏电信设施罪的特点，综合案件情节，如破坏的电信设施的性质、严重程度，通信中断的性质、时间长短、影响面以及直接造成的危害结果等，全面考虑确定。但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一定要有量化的标准，否则就失去了法律规则的严肃性。为此，《解释》第二条对《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严重后果”作了列举式加综合式的描述性规定，较好地解决了法定刑升格量刑的具体标准问题，使《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适用有了较大的安定性，解决了刑法适用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限制了法官在审判破坏电信设施罪时的自由裁量权。《解释》列举了五类“严重后果”的情形，其中第五类为兜底条款。这五类“严重后果”的情形分别是：（一）造成火警、匪警、医疗急救、交通事故报警、救灾、抢险、防汛等通信中断或者严重障碍，并因此贻误救助、救治、救灾、抢险等，致使人员死亡二人以上、重伤六人以上或者造成财产损失六十万元以上的；（二）造成一万以上用户通信中断一小时以上的；（三）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二小时以上或者直接影响范围五万（用户×小时）以上的；（四）造成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十二小时以上的；（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实际上，上述关于破坏网间互联法定刑升格条件的认定标准，主要是源于国家电信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规范或标准。例如，信息产业部颁布的《公用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了公用电信网间技术故障按照严重程度分为障碍、严重障碍、事故和重大事故。其中重大事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情况：（一）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历时超过一小时（用户数无法统计时）； （二）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直接影响范围十万（用户×小时）以上；（三）发生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十二小时以上（用户数无法统计时）；（四）发生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直接影响范围十万（用户×小时）以上。
应该特别提醒注意的是，《解释》第五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犯罪时，对有关公用电信设施的范围、用户数、通信中断和严重障碍的标准和时间长度等事实的认定，将依据和参照国家电信行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因此，电信业务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电信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网间互联的规范或标准。
五、关于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构成要件
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下称“本罪”），是指故意破坏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是一种以公用电信设施为特定破坏对象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下面对本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进行解析：
1、本罪的客观要件
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通信方面的公共安全。犯罪对象是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通信设施，包括公用电信交换设施、通信线路如架空线路、埋设线路、无线通信网、移动通信基站，以及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等。应该明确指出，本罪的犯罪对象是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通信设施，且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解释》第三条规定： 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尚未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故意毁坏尚未投入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造成财物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笔者对《解释》第三条的部分内容有不同看法，首先，故意毁坏尚未投入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不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以及盗窃公用电信设施价值数额不大，但是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仍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规定，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因为，只有对正在使用中的电信设施进行破坏，才可能给公共安全带来危害。其次，《解释》第三条规定：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尚未危害公共安全，造成财物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对此，笔者认为有悖刑法的立法精神。道理很简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属于一种危险犯，根据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并不要求发生实际的危害后果。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无论造成实际损害结果或虽未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但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均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因此，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必须以造成严重后果为犯罪成立的必要要件以外，故意的行为即使尚未构成严重后果，但只要造成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就构成犯罪。 当然，如行为人破坏的虽属电信设施，但仅属于一般性的电信服务设施，如宾馆、单位内部的电信设施，城镇中的公用电话亭以及一般的居民家庭电话等等，都不属于本罪的犯罪对象对象。对之进行破坏的，构成犯罪的，应以他罪如故意毁坏财物罪等论处。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破坏方法多种多样，如拆卸或毁坏公用电信设施重要部件，砸毁电信设备，偷割、截断电（光）缆，毁坏杆路、管道（孔），故意违反电信服务规范使通信无法正常进行，或者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
构成本罪，只须在客观上实施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的行为，并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均可成立。这里危害公共安全，一般是指通信设施因遭受破坏失去原有功能，以致造成公共电信不能正常进行。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的单位和个人无法正常进话音或数据通信活动的，或由此可能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均应构成本罪。
3、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既有一般主体，又有特殊主体。也就是说，可以是普通公民，也可以是专门从事电信通信业务的人员。凡已满16周岁，具有辩认控制能力的人，均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犯罪主体应当是指自然人，不包括单位。
实践中，一些故意破坏电信网间互联行为的恶性案件，主要是由电信运营商的主要领导或主管人员基于恶性竞争目的而组织、策划或指使有关人员实施的。为此，《解释》第四条规定， 指使、组织、教唆他人实施本解释规定的故意犯罪行为的，按照共犯定罪处罚。因此，有些领导或主管虽没有直接参加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行为，但由于组织、领导或教唆他人实行了犯罪，仍构成犯罪，将以共同犯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将作为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定罪量刑，按照其所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4、主观要件
《解释》中规定的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明知其破坏电信设施的行为必然或可能发生危害公共通信的安全，并且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公共通信的安全，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实施本罪的动机可以是多种多样，但破坏网间互联的动机基本上是出于不正当竞争。当然，动机如何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结束语：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是通信司法经验的高度结晶，具有法律效力，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必须给与高度重视和尊重，认真学习与领会，并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笔者衷心希望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教育自己的员工：遵守规则、公平竞争、依法经营、远离犯罪。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