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1994年7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02年12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修订 2002年12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91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

第四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合理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

第五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区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互相配合，保证房屋拆迁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负责与城市房屋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六条 城市房屋拆迁实行许可制度。拆迁房屋的单位，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旗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

第七条 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

前款第（四）项规定的拆迁计划应当包括：拆迁范围、拆迁方式、拆迁期限、工程开工和竣工时间等；拆迁方案应当包括：被拆迁房屋状况、各种补偿和补助费概算、产权调换房屋安置标准和地点、临时过渡方式及其具体措施等。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自收到上述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进行审查。符合条件准予拆迁的，发给房屋拆迁许可证；不准予拆迁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八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向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人发布拆迁公告。拆迁公告应当载明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拆迁原因、补偿安置资金的落实情况及有关项目的批准文件等事项。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和拆迁人应当向被拆迁人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第九条 自拆迁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拆迁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

（一）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及附属物；

（二）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三）租赁房屋。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拆迁人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必须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延长暂停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条 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

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十五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十日内给予答复。

第十一条 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进行拆迁，具体资格管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和临时性工程指挥机构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

第十二条 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应当向被委托的拆迁单位出具委托书，并订立拆迁委托合同。拆迁人应当自拆迁委托合同订立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拆迁委托合同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被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

第十三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过渡期限和违约责任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文本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制。

第十四条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第十五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或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三方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十六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旗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十七条 拆迁人以及有关单位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得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使用人尚未搬出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气以及损坏房屋结构等影响生产、生活和居住安全的行为。

第十八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对房屋拆迁活动进行检查和监督，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资料。检查者有责任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秘密。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检查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经培训考核合格取得行政执法证书后，依法持证检查。

第十九条 转让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建设项目的，应当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同意，原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被拆迁房屋承租人，并自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公告。

第二十条 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资金应当用于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不得挪作他用。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时，应当与拆迁人、金融机构三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监管协议，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的监督。

第三章 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二十一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适当补偿。

拆除违章建筑、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虽未规定使用期限但使用两年以上的临时建筑，或者拆迁公告发布后被拆迁人对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改建、扩建部分和房屋装饰，不予补偿。

第二十二条 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产权调换。

除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外，被拆迁人可以选择拆迁补偿方式。

第二十三条 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占地面积、新旧程度、建筑结构形式、使用率、楼层、朝向、配套设施、装修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

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和用途，以房屋产权证标明的为准。房屋产权证未标明的，以产权产籍档案载明的为准。产权产籍档案未载明的，建筑面积以房产测绘机构实际测量结果为准、房屋用途以建设工程规划批准文件为准。

第二十四条 拆迁人、被拆迁人应当自房屋拆迁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选择具有房地产价格评估资格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对房屋进行评估。

第二十五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选择同一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共同与所选定的评估机构订立委托协议，对被拆迁房屋进行评估。评估费用由拆迁人支付。拆迁人或者被拆迁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委托其他具有房地产价格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评估费用由委托方支付，评估的时间不得超过第一次评估的时间。两个评估结果的相差范围在第一次评估结果百分之五之内的，采用第一次评估结果。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分别选择评估机构的，分别与所选定的评估机构订立委托协议，对被拆迁房屋进行评估。评估费用分别由委托方支付。两个评估结果的相差范围在被拆迁人所委托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果百分之五之内的，采用被拆迁人委托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

以上两款中两个评估结果的相差范围超出百分之五的，拆迁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组织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对评估结果进行鉴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根据鉴定结果进行裁定。

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的鉴定费用由拆迁当事人共同负担。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在评估时，应当遵守评估规范，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第二十七条 拆迁公益事业用房的，拆迁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给予货币补偿。

拆迁非公益事业房屋的附属物，不作产权调换，由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

第二十八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

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确定。调换房屋是现房的，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调换房屋是期房的，价格按本年度同地段、同类别商品房销售的平均价格确定。

第二十九条 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第三十条 实行产权调换并在拆迁范围内建造与被拆迁房屋相同类别房屋的，应当对被拆迁人原地调换，经被拆迁人同意也可以异地调换。

第三十一条 拆迁人应当提供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房屋，用于拆迁安置。

第三十二条 在房屋拆迁安置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过渡的，由拆迁人按月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由拆迁人提供周转用房过渡的，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房屋承租人使用被拆迁人提供的周转用房过渡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支付给被拆迁人。

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属于一次性安置的，由拆迁人支付搬迁补助费；属于临时过渡的，按照一次性安置标准的二倍支付搬迁补助费。

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搬迁补助费的标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三条 因拆迁人的责任延长房屋拆迁安置过渡期限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自行安排周转房过渡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逾期之月起按照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的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二）对由拆迁人提供周转房过渡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逾期之月起按照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延长房屋拆迁安置过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三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百分之三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一）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二）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三）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拆迁人或者有关单位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使用人尚未搬出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气以及损坏房屋结构的；

（二）拆迁人提供不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房屋用于拆迁安置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转让拆迁业务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违反评估规范，显失公平，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吊销该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资格证书。

第四十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的；

（二）未按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三）违法发布拆迁公告的；

（四）作为拆迁人或者接受拆迁委托的；

（五）违法实施强制拆迁的。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对于隐名投资中股东身份的认定，我国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为“形式说”，即坚持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根据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等显性证据的记载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主张以名义股东为法律股东并否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籍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二为“实质说”，即以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为理论基础，认为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显性材料仅具证权功能，并无设权效力，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探求与公司构建股东关系的真意，不以外在表现形式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主张将实际出资的隐名投资人视为股东；三为“折衷说”，认为对于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不能以“形式”或者“实质”一概论之，应区分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区别对待，并坚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在涉及公司外部事务时，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和经济秩序的维护，应优先考虑形式上的外观主义，特殊情况下考虑实质要件；在处理公司内部纠纷时，通常应充分尊重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的意思自治，优先考虑实质要件，特殊情况下考虑形式要件。
笔者以为，由于隐名投资的成因与类型复杂多样，相比较而言，“折衷说”更符合价值判断的原则，可以避免“形式说”或者“实质说”在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问题上某些僵化、绝对的缺陷。基于此，笔者对实务中出现的一些典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仅有原始出资证明”情形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但是，当实际出资人仅有原始出资或者认缴原始出资的证明，是否就必然会被确认为隐名股东呢？结论是否定的。在未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显性材料的前提下予以实际出资，是隐名股东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并非其被认定的充分条件。如若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未对该等出资性质予以确认，没有明确该等出资系为实际出资人以设立公司并行使股东权利为目的之真实、共同意思表示，那么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就会存在被否定的法律后果。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未约定出资人为股东或者出资人承担投资风险，且出资人亦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以股东名义向公司主张过权利的，出资人仅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者享有债权；其起诉主张享有股权或者享有股东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这一规定并未定稿发布，但反映出司法实务界的一定倾向性意见。故，实际出资人以名义股东之名义向公司实际出资，双方未约定股权归属、投资风险承担，嗣后名义股东又无自认行为，也无证据证明实际出资人曾以公司股东的身份行使过股东权利或者承担过义务，无法确认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则实际出资人股权确权不能成立，仅对名义股东享有债权，其出资一般只能按借贷关系处理，实际出资人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名义股东返还借款性质的出资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进一步地，在某种情形下，名义股东可能对实际投资人的出资的借贷性质也会不予认可，在实际投资人又无充分、确实证据的支持下，也可认定名义股东为不当得利并依法予以处理。

二、“合意存在”情形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规则

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条是关于公司实际出资人投资权益与股东资格取得的规定。依本条规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同时实际投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真实的隐名持股合意，是隐名股东确权行为的两个缺一不可的条件。只有出资，不存在真实的隐名持股合意，将可能导致被认定为借贷法律关系或者不当得利的法律后果，前已述及，不再赘言；而仅有隐名持股合意，实际投资人未出资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也可能导致隐名股东资格的丧失或者名义股东实质化等法律后果。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1、对于本条“订立合同”的理解

本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但对于双方应采用何种合意形式，解释未予具文明定。现实中，由于隐名投资协议表现多种多样，不仅包括书面合意形式，也包括口头合意形式和事实合意形式。因而，依本条规定，只要该等合意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无论是事前事后书面合意，还是事后名义股东口头自认，抑或双方以其行为表明了此种合意，均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协议订立且有效。在名义股东故意隐瞒“隐名持股合意”且缺乏上述“隐名持股合意”的直接证据时，如果对隐名股东进行确权，这就需要审判法院运用优势证据规则来予以认定：当证据优势足以推翻形式表现，则应该推定实际投资人具备股东资格；反之则应当接受名义股东作为公司的真正股东。

2、本条所指“由实际出资人出资”的理解

在隐名投资情形下，实际投资人出资义务的履行是其获得投资收益的前提，亦为与名义股东内部签订隐名投资协议之基础。虽然如此，但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实际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也大量存在。由于隐名投资协议约定“名实分离”，但这种约定仅限于双方之间，在对外场合，依“折衷说”，应当坚持商法之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我国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七条也吸收了这一观点，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显然，名义股东补充赔偿责任之承担乃由于实际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所致。对该“未履行出资义务”的理解，应采广义理解，既包括不完全履行的情形，也包括未完全履行和不适当履行的情形。“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一旦出现，同时亦会关涉隐名股权协议的违约问题。如若名义股东在未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或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范围内对公司、其他股东或债权人承担责任后，不主张追偿权，而改为抗辩实际投资人违约并主张名义股东实质化时，一般都能够得到法律的承认和支持，此时，就可能出现隐名股东因不履行出资义务彻底丧失股东资格、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在各自出资范围内具备股东资格以及名义股东完全实质化三种情形。此外，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七条只规定了债权人向名义股东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一种情形，现实中，如果公司债权人知道存在实际出资人时，可以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列为共同被告，请求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未明确规定，但却为司法实践所肯定。

3、本条所指“投资收益”的理解

本条所指“投资收益”不同于“股东权益”。股东权益一般地由名义股东行使，而投资收益是实际投资人假借名义股东之手通过间接行使股东权益来实现。但现实中，双方在隐名投资协议中的约定并不仅仅限于投资收益的享有，对于股东权益法定边界下的权利义务分配也多有规定。对于协议中的该等约定，基于合同相对性之原则，此种约定仅限于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并不能发生对外效力；在行使股权时，名义股东可依法、依公司章程以及自己意志直接行使，且原则上在公司内部以及外部发生法律效力。至于名义股东的这种“自由行使”行为，如果存在违反前述约定之情形，也只能由名义股东向实际出资人承担违约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实际出资人超出隐名投资协议规定的权利范围，行使原本属于名义股东行使的权力或者直接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且不为公司其他股东反对的，名义股东亦不对该等越权行为予以反对，应视为表见代理行为，但不构成对原隐名投资协议的补充或修订；当原股东对该等越权行为予以明确反对或制止时，实际投资人的该等越权行为应视为无效。

4、本条所指“股东权益”的理解

如前述，名义股东行使股东权益可依法、依公司章程自由而独立地行使，在隐名投资协议于法于章程不为抵触的前提下，可对名义股东股东权益的行使予以限制，但无论是权利范围的限制，还是行使方式的限制，都仅在名义股东和实际投资人之间发生效力，不能直接对抗公司及其他善意第三人。换言之，股东权益作为股权和股东的权利的集合体，在对外部而言，名义股东基于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是该集合体的拥有者，但基于隐名投资协议，股权作为财产性的基础权利一般为实际出资人所有，一般约束包括名义股东在内的其他任何人不得擅为处分，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且该协议内容一般不为第三人所得知，而只能约束签约的双方当事人。故，我国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应该说，这一规定体现了立法上追求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同时兼顾民法上公平与正义原则的价值取向。
问题是，如果对外股权转让主体是实际投资人，而非名义股东，又当如何处理呢？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关于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复杂，由于此时实际投资人的股东资格未显名化，名义股东仍然是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对于公司而言股权结构并未发生变动，实际投资人作为股权转让主体对外转让股权，虽然在与受让人之间设定了相关的权利义务，但于形式上并未发生股权的任何变动，故需要结合隐名投资协议的权利义务分配、名义股东的同意权以及转让协议的内容等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约定不得转让情形下”的处理
如果隐名投资协议规定实际出资人不得进行股权转让的，则依协议约定。此时实际投资人擅自转让股权的，除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外，须对名义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未约定不得转让情形下”的处理
首先，如果隐名投资协议双方未约定实际出资人不得进行股权转让的，且在内容上仅规定实际投资人依其实际投资形成之股权享有投资收益，而将股东的权利均赋予名义股东行使，在这种情形下：
⑴当实际投资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也仅限于投资收益的分享时，实际出资人向受让人转让股权，实质上相当于债权人通过让与合同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宜按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规定的规则处理。此时，受让人受让的实际是投资收益享有权，而非股权，不当然取得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⑵当实际投资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超越投资收益的分享，涉及到股东权益的权利义务分配时，此时实际出资人向受让人转让股权，实质上是在约定转让股份限额之范围内对原隐名投资协议的一种变更，由于关涉名义股东权利的限制，必须经由名义股东同意。如果名义股东同意，则受让人受让的是股权，当然取得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且在权利的行使上，由于三方变更的合意，其权利的广度和深度均大于原实际投资人；反之，如果名义股东不同意，则实际投资人擅自与受让人签订包括股东权益的权利义务分配内容等在内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由于这种情形下受让人属于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之非善意情形，该约定条款无效，但不影响转让协议的其他效力，此时，受让人受让的仍然为投资收益享有权，而非股权，不当然取得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其次，如果隐名投资协议双方未约定实际出资人不得进行股权转让的，且在内容上不仅规定实际投资人依其实际投资形成之股权享有投资收益，而且对名义股东行使股东权益时约定相关权利义务分配时，在这种情形下，实际投资人向外转让股权时，由于事关对他人权利义务的处理，就必须事先经由名义股东同意后方得转让。
当然，上述两种情形均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限囿于现有隐名投资的框架下为之。如若包括实际投资人或受让人在内的隐名股东欲打破上述隐名投资框架，首先就要适用隐名股东显名规则，待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之后再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确立的股权外部转让规则进行转让。

5、隐名股东显名规则

于公司而言，由于实际投资人属于公司的外部人员，实际投资人欲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取代名义股东成为公司的成员，对于公司和其他股东而言，这类似于发生了股权的对外转让。就隐名股东显名程序来说，依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首先要确权。关于确权问题，详见前述。其次，要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股权外部转让规则，经由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时，实际投资人方能取代原名义股东成为公司显名股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实际投资人股东资格的取得并非完全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股权外部转让规则，而为准适用。这里的“准适用”，是指实际投资人向公司请求股东资格时，其他股东只有同意权，只能在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进行选择，而无优先购买权；当其他股东不同意实际投资人的请求时，也无需承担不优先购买该股权而“视为同意”的责任，当同意数未过其他股东半数时，则隐名股东显名不能，此时名义股东仍为公司股东。但是，当实际投资人成为显名股东后，原名义股东的股东资格应同时予以否定，对于原显名出资人之前所为之公司法律行为，应采无溯及力之做法，以避免出现产生不当得利等复杂问题，维护公司法律关系之稳定。

作者，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