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9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母婴保健管理办法》已经2001年12月14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自治区主席　李兆焯
　　　　　　　　　　　　　　　　　　　　　　　　　　2001年12月30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母婴保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下简称《母婴保健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母婴保健工作实行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目的，实行保健和临床相结合，面向群体、面向基层和预防为主的方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保健工作，将发展母婴保健事业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随着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增加对母婴保健事业的投入。对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母婴保健事业给予重点扶持。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推行母婴保健保偿制度，建立、健全母婴保健服务网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设立母婴保健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五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保健工作，根据地区差异对母婴保健工作实行分级分类指导，并实施监督管理。分级分类指导办法由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各级人民政府的发展计划、财政、价格、公安、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计划生育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和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共同做好母婴保健工作。
　　各级工会、妇联等组织应当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母婴保健工作。


　　第六条　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和在研究推广母婴保健先进实用技术、普及母婴保健知识和宣传教育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者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婚前保健





　　第七条　医疗保健机构必须依照《母婴保健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开展婚前卫生咨询、卫生指导和医学检查服务。


　　第八条　开展婚前医学检查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设置男、女婚前医学检查室，配备常规检查和专科检查设备；
　　（二）设置婚前健康教育场所；
　　（三）具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和《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的男、女婚前医学检查医师和主检医师。


　　第九条　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在办理结婚登记前，应当到当地经设区的市（含地区行政公署，下同）卫生行政部门许可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医学检查。
　　男女双方的一方当事人是外国人、华侨或者是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的，应当到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许可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医学检查。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向婚前医学检查的当事人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发现患有影响结婚或不宜生育的疾病，在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上写明医学指导意见。对婚前医学检查中不能确诊的，应当逐级转诊。
　　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当事人对检查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医学技术鉴定，取得医学鉴定证明。


　　第十条　婚前医学检查应当对下列疾病进行检查：
　　（一）严重遗传性疾病。指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再现风险高（如地中海贫血、Ｇ－6－ＰＤ等疾病），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遗传病。
　　（二）指定传染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梅毒等疾病以及其他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传染病。
　　（三）有关精神病。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
　　（四）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心、肝、肺、肾等重要脏器疾病以及生殖系统发育障碍或畸形等。
　　婚前医学检查项目按照《母婴保健法》和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婚前医学检查收费标准由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对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者交费确有困难人员的婚前医学检查收费的减免办法，由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同级民政部门提出意见，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二条　在实行婚前医学检查的地方，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当查验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

第三章　孕产期保健





　　第十三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按照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划定的服务区域开展孕产期保健指导，为育龄妇女、孕妇、产妇、胎儿和新生儿健康提供下列医疗保健服务：
　　（一）对育龄妇女提供避孕、节育、生育、不育等方面的咨询和医疗保健；
　　（二）对孕育健康后代和影响孕妇健康、胎儿生长发育的遗传性疾病、地方病等疾病的发病原因、治疗和预防方法提供医学意见；
　　（三）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卡），定期为孕妇进行产前检查，为孕妇、产妇提供卫生心理、母乳喂养、营养等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四）筛查高危孕妇，对孕妇及胎儿生长发育进行重点监护、随访及医疗保健；
　　（五）对产妇做好消毒接生和产前、产时、产后保健；
　　（六）推行新生儿复苏技术，预防并及时治疗新生儿窒息；
　　（七）对产妇和家属开展健康常识教育与科学育儿常识教育。


　　第十四条　医疗保健机构发现孕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产前诊断：
　　（一）出生过某种遗传性疾病患儿或者夫妻一方为某种遗传性疾病患者的；
　　（二）怀孕早期曾服用具有致畸副作用的药物或者有致畸理化因子接触史、致畸微生物感染史的孕妇；
　　（三）羊水过多或者过少，原因不明的多次流产、死胎、死产的；
　　（四）年龄超过35周岁的；
　　（五）医学上认为需要产前诊断的其他情况。


　　第十五条　育龄妇女在怀孕期、产妇在哺乳期内，所在单位不得安排其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止从事的劳动。
　　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孕妇，单位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并在劳动时间内适当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第十六条　严禁采用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或者其他医学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医疗保健机构怀疑胎儿患有与性别有关的疾病确需进行性别鉴定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十七条　经产前诊断，胎儿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或者有严重缺陷的，以及孕妇因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害孕妇健康或者危及生命安全的，医疗保健人员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


　　第十八条　生育过严重遗传性疾病、严重缺陷患儿或者一方属遗传性疾病可疑者的夫妻，再次妊娠前应当到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医学咨询和检查。对确诊患有医学上不宜生育的疾病，医疗保健人员应当向其说明情况，并提出不宜生育的医学意见。


　　第十九条　依法接受助产、终止妊娠或者结扎手术的，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其费用依照基本医疗保险或生育保健的规定办理；尚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其费用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解决。


　　第二十条　推行孕妇住院分娩，提高农村住院分娩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者暂时没有条件住院分娩的正常产妇，应当由取得《母婴保健员合格证》或者《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的人员接生。高危孕妇应当到有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住院分娩。


　　第二十一条　医疗保健机构对所接生的新生儿，应当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在家庭接生的新生儿，应当在新生儿出生30天内，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接生员签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记录》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办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公安机关在办理户口登记时，应当查验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并保留《出生医学证明》副页作为新生儿出生登记的原始凭证。


　　第二十二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建立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新生儿出生缺陷统计报告制度，并对孕产妇死亡和婴儿死亡原因进行评审。

第四章　婴幼儿保健





　　第二十三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母乳喂养婴儿提供技术指导，宣传科学育儿知识，推行和支持母乳喂养，为新生儿生长发育提供服务。


　　第二十四条　妇女享有国家规定的产假，有不满1周岁婴儿的妇女，所在单位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哺乳时间。


　　第二十五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建立婴幼儿《儿童保健手册》和访视制度，定期对其进行健康检查和预防接种。


　　第二十六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开展新生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和苯丙酮尿症等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并进行监测。


　　第二十七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开展婴幼儿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提供眼、耳、口腔保健及促进婴儿神经、精神发育的医疗保健服务，并对高危、体弱儿进行重点监护。


　　第二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妇幼保健机构按照划定的区域，对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检查，保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第二十九条　开办托儿所、幼儿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安全标准，取得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保健合格证书。


　　第三十条　婴幼儿入托儿所、幼儿园，应当持有效《儿童托儿所、幼儿园健康检查表》和《儿童保健手册》，方可办理入托、入园手续。


　　第三十一条　托儿所、幼儿园工作人员，每年必须到当地妇幼保健机构或者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书后才能上岗。卫生保健人员、保育员、营养员等从事技术工种工作的人员应当经过有关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后方能上岗。

第五章　母婴保健保偿责任制





　　第三十二条　推行母婴保健保偿责任制度。开展母婴保健保偿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围绕妇幼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预防保健为主的方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平等自愿，有偿服务的原则。


　　第三十三条　开展母婴保健保偿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保健保偿对象应当签订书面的保健保偿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保健服务内容、保偿范围和保健金额、赔偿金额。


　　第三十四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对保健保偿对象进行定期检查、访视和监护、监测，建立保健保偿对象手册，对高危孕产妇和体弱儿实行专案管理。医疗保健机构因技术或者责任原因造成保健保偿对象发生保偿范围内的疾病，应当向保健保偿对象支付规定数额的赔偿金。


　　第三十五条　保健保偿服务对象、期限、保偿范围、保健程序、保健保偿费和赔偿金的标准由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六章　技术鉴定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鉴定委员会），其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妇幼保健机构。鉴定委员会实行自治区、设区的市、县三级鉴定制。自治区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
　　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成员由卫生行政部门提名，报同级人民政府聘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医疗保健机构出具的婚前医学检查结果或者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检查结果或者诊断之日起15日内，向医疗保健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鉴定委员会申请医学技术鉴定。
　　申请医学技术鉴定的，应当向鉴定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母婴保健技术鉴定申请表》，提交相关材料，并按照规定交纳鉴定费用。


　　第三十八条　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接到鉴定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医学技术鉴定，出具医学技术鉴定证明；发现疑难病症的，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延期30日出具医学技术鉴定证明。
　　申请人对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鉴定证明之日起15日内逐级申请重新鉴定，并依前款程序进行。


　　第三十九条　鉴定委员会进行技术鉴定时，必须有5名以上相关专业鉴定委员会成员参加。鉴定委员会成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保健工作实施监督和管理，并按照区域卫生规划，指定医疗保健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保健监测和技术指导工作。


　　第四十一条　医疗保健机构在其职责范围内开展母婴保健工作，建立医疗保健工作规范，提高医学技术水平，提供优质的母婴保健服务。


　　第四十二条　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应当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加强医德素质修养，自觉为母婴当事人保守秘密。


　　第四十三条　实行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制度。医疗保健机构必须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必须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或者《母婴保健员合格证》、《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方可开展母婴保健业务和执业。
　　从事孕产期保健、助产技术、婴幼儿保健、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机构及人员，以及家庭接生员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和分级审批；从事婚前医学检查的机构及人员，经设区的市卫生行政部门商同级民政部门后，由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和审批；从事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人工助孕以及外国人和境外人员婚前医学检查的机构及人员，由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和审批。婚前医学检查机构管理办法，由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四十四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分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母婴保健员合格证》、《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由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让和出卖。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母婴保健员合格证》、《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的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以违法所得的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接生、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实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母婴保健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前款第（三）项出具的有关医学证明无效。
　　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施行结扎手术、终止妊娠手术、助产以及其他方式致人死亡、残疾、丧失或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医疗保健机构及人员在从事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工作和医学技术鉴定时，违反本办法规定，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者出具虚假医学证明的，对医疗保健机构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吊销执业证书；对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托儿所、幼儿园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卫生保健合格证书办所、办园的，应当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托儿所、幼儿园聘用未取得健康证明书的人员从事保教、保育和炊事员工作，或者录取未经健康检查或者经健康检查不宜入托、入园的婴幼儿入托、入园的，应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医疗保健机构及人员应当严格执行母婴保健信息管理制度，拒报、谎报、隐瞒、伪造以及涂改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及新生儿出生缺陷报告的，应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伪造、涂改、转让和出卖《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员合格证》、《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的，处以3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卫生行政部门对不符合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个人颁发《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由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二条　侮辱、威胁、殴打母婴保健工作人员或以任何方式阻碍母婴保健工作正常进行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指运用实验室手段对新生儿进行检测，从中发现导致儿童体格发育和智力发育障碍的先天性、遗传性内分泌及代谢缺陷性疾病，以达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目的。
　　高危产妇，是指高危妊娠的孕产妇。凡有可能引起难产或者给孕妇、胎儿造成一定危害的妊娠称为高危妊娠。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保健机构，是指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取得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活动的，依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关键词: 行政诉讼/诉讼调解/法院协调
内容提要: 从诉讼调解的本意来看，行政诉讼中不应存在法院主持的、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问题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的机制。目前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所进行的不是也不应当是调解，而是协调。协调是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主动运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之间进行的协商、调停、沟通、探索案件处理办法的活动。对其加以考察和关注，是正视现实的需要。从实现法治的角度而言，允许协调的存在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和解的争论由来已久。《行政诉讼法》禁止人民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时适用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没有使用“调解”或“协调”的字眼，但普遍被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认为是默认调解、和解存在并试图加以规范的一个正式规定（注：实际上，这个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调解、和解，而只是对如何“依法审查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及当事人申请撤诉的行为”加以规范，并未涉及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及当事人申请撤诉以外的内容。其中对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不能理解为法院主持调解的原则要求。）。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协调又有着怎样的含义，这需要考量行政诉讼的现实状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形而上之研究。

一、对调解本意的必要反思

概念是界定和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讨论和对话的前提。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前提是对调解概念有统一的认识，否则缺乏对话的基础。调解的基本意思，是指在一个中立而权威的第三方的主持、引导和促进下，通过争议当事人自己的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以解决彼此间纠纷的一种法律机制。它既不同于完全基于当事人相互的协商、妥协的和解，也不同于基于第三方的权威性裁决的仲裁、行政裁决和司法裁判。如果从纠纷解决机制角度加以细致考察，可以发现，人们在使用调解一词时，还是有多重所指的。调解有时候是指解决纠纷的途径，即是指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纠纷的解决，如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注：我国目前不存在作为行政救济途径的行政调解，但是，有作为民事救济途径的行政调解，《海上交通安全法》（1983年9月2日通过）第46条规定：“因海上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可以由主管机关调解处理，不愿意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类似的规定还有如《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订）第62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12月29日修订）第84条。）。调解可以指在其他纠纷解决途径如诉讼途径、仲裁途径中运用的结案方式，即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从而以调解方式结案。有时候，调解也指在诉讼、仲裁等纠纷解决途径中所使用的方法，比如说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进行了调解，但未成功，进而做出了判决。

案件能否调解，基本的前提是当事人具有实体上的处分权。民事案件中之所以能够适用调解，就是因为双方当事人有实体上的处分权。如果没有处分权，没有对实体权利的放弃，案件不存在调解的余地。当然，所谓的实体权利仅仅是想象的，正如后文将要论述，调解正是在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并未明晰的情况下进行的。

由于行政诉讼法未规定调解，让我们先回到民事诉讼领域进行一番探究。《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依此两条规定，法院调解的要求是：第一，当事人自愿；第二，案件事实清楚；第三，在分清是非之后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对此，笔者认为，调解应当自愿，毫无疑问。但是，调解要求事实清楚和不违反法律规定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首先，调解的基础是否是事实清楚？案件之所以需要调解往往就是因为事实不清楚。如果当事人（至少是一方当事人）认为事实清楚，案件结果预期明确，或者认为法官能够做出判断，往往不存在调解的情况。双方对事实的认识不一致，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预期不明，法官也可能很难从现有的证据材料中发现客观真实做出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需要调解。这里所说的是“法官也可能很难从现有的证据材料中发现客观真实做出判断”，是从当事人角度所做的分析，当事人双方，或者至少有一方，认为案件结果难以预测，不知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第一，双方对案件事实认识不一致；第二，双方对“法官也难以下判”，倒是有着基本一致的判断。从法院来说，案件一旦受理，不管案件证据情况如何、当事人是否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法院总是要做出最后的判断的。这个时候证明标准就很重要了，作为主审法官，需要结合案件的情况和证明标准做出自己的判断，得出心证结论。因此，从法律上说，为使案件公正、顺利解决，调解在程序上应当以当事人充分举证、案件进行了必要的证据交换为前提（注：这里所说的证据交换，并非法定的证据交换制度，而是从原则上分析调解的程序前提。这种研究，并非在进行某种制度设计。）。所以，在事实问题上，调解的前提并非事实清楚，而是需要经过证据交换，当事人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

当然，民事案件的性质决定了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因而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进行调解，正如当事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和解一样。但这里隐含的一个意思是基于当事人具有完全的处分权，民事诉讼并不必讲求案件的公正解决。但是，一个案件之所以进入诉讼，就是因为当事人之间存在纷争，存在难以和解的情况。当事人到法院来是为了获得裁判。一旦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尽管随时可以和解，但如果法院要进行调解，则应当遵循起码的公正程序。

其次，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事实是否清楚与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密不可分。但仅就调解协议内容来说，就某个特定的案件而言，其调解协议内容完全依法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只能说调解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至于不损害某一方的权益可就说不准了，因为由于事实不清，权益和损害本身都是难以明确的。顾培东认为，调解所追求的主要是冲突权益的处置及补偿结果。“英国法社会学家科特威尔对调解的特征作过描述：第一，在调解中，双方通常选择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第三方；第二，第三方并不试图运用现有的法律规范来解决双方的冲突，而是对冲突双方提出的观点和要求策划一种妥协与和解的办法；第三，调解人力求提出明智的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冲突的建议，避免使双方中任何一方认为这一建议是完全错误的，并使双方都对结果感到满意。由此可见，在解决冲突的若干不同效果中，调解所追求的仅是冲突和对抗的消弭。为了实现这一效果，在西方国家，甚至常常以损害法律原则为代价。”[1]所以，调解不能要求不违背法律或者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都是根据基本原则制定的，理论上说，不应当有违背基本原则的法律。以继承案件为例，男女平等是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也贯彻在继承法之中。但是，在继承案件中运用调解方式处理案件时，男女平等的原则很可能是会放在一边的，特别是在农村。调解的实质是寻求冲突解决方案。对案件进行调解，就不在乎追究对错是非，不在于追究责任，而在于解决纠纷。从这个角度说调解是“和稀泥”，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2004年1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没有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和协议内容是否合法等做出进一步规定，而只是规定在哪些情况下的调解是不被允许的。其第12条：“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1）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2）侵害案外人利益的；（3）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总之，调解是指由一个中立公正的第三方对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纠纷进行调停、斡旋，寻求解决方案的机制。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的实体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程序前提应当是案件进行了必要的证据交换，双方当事人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就其与法律的关联来说，调解不能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二、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的讨论

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问题，在行政诉讼法起草过程中就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而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的司法实践现状，则再次将这个问题纳入人们讨论的视野。1998年以来，有关此主题的论文大量发表，不少学者主张，行政诉讼应设立调解原则，认为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诸观点均不能成立，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探讨了调解适用的范围以及程序（注：以“行政诉讼调解”为题检索中国知网（CNKI），1981-2010总共有132篇论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4篇。该数据库核心期刊的认定标准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关于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最主要的争论就是行政机关的处分权问题。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观点，主要理由是基于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之原理。认为行政诉讼争议的是被告行政机关的公权力行使问题，这种权力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既是职权也是职责，行政机关必须依法严格履行，而不得放弃、转让或作其他处分。由于行政机关不享有实体处分权，因此，以当事人享有实体处分权为存在基础的诉讼调解在行政诉讼中没有生存空间。除了公权力不能处分以外，否定行政诉讼中调解适用可能性的观点往往还基于这样几个理由：（1）行政主体的行政裁量权不是任性或任意裁量权，法律留给行政主体以裁量的权力，旨在使行政主体针对实际情况作出最合理的决定。因此，即使在行政裁量权范围内，行政主体也不得任意处分。（2）行政诉讼的中心问题是裁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争议、解决纠纷。不能为了解决争议而允许行政主体处分其职权。（3）如果行政诉讼可以调解，行政主体为避免败诉，可能会以公共利益为交易代价以获取行政相对人的宽宥，致使无法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4）在资源、信息等方面处于强势的行政主体可能会使用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行政相对人作出无限度的让步，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有违《行政诉讼法》的初衷。[2][3]当然，肯定论者对此都一一予以驳斥，并认为，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不仅在理论上说得通，从实际情况来看，甚至还很有必要。（注：相关讨论的综述见林莉红、赵清林：《回顾与反思：七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新发展》，载《中国行政法之回顾与展望——中国行政法二十年博鳌论坛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笔者认为，除了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以外，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包括划定范围的调解。如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合同，虽然存在一定的行政裁量空间，但在当下的环境中，也是不宜允许行政机关自由处分，因而不应允许调解的。

第一，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即使行政机关有自由裁量权，也不能认为行政机关是在自由处分这种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只是赋予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情况做出机动灵活处理的权限，并不是在随意处分公权力。这与前述调解的基础是实体上的处分权，即“放弃”权利是不同的。基于此，笔者仍然认同调解的基础在于案件本身的民事性质，如行政赔偿、行政补偿。

在当下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意识背景下，公权力尤其不得自由处分。其实，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原则也不是绝对的。随着历史发展和法治环境改善，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实际上，公权力特征最为明显的是在刑事诉讼中。而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就是和解。在美国，70%刑事案件是辩诉；交易结案的[4]。域外也有行政诉讼和解的规定。（注：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06条；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公权力是否可以自由处分，涉及相互关联的两个因素，其一，国家的法治环境和人们的法治意识；其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某种特定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意识的背景下，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则需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来确定。当法治成为社会的共识时，当所有公权力的行使者都秉承公平正义理念去行事时，放心地让行政机关“自由”处分公权力也许成为可能。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仅仅是解决纠纷，化解和消除冲突，则调解毫无疑问可以加以适用；如果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不仅仅是解决纠纷，而更重要的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保障公民权利，则调解需要慎重考虑。所以，公权力的处分并不是案件是否可以调解的关键。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对中国现实的考量。

第二，正确看待当下的现实。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调解的观点强调调解的现实需要，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现实需要完全是无稽之谈。行政诉讼实践中大量运用调解并不表明调解当然具有正当性。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只有当具体行政行为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出现问题时，被告才会接受调解。如果具体行政行为主体合法，事实清楚、程序适当、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是不会接受调解的。据笔者观察，实践中甚至是只要被诉行政行为大致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都是不会接受调解。如果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调解，很可能行政诉讼中就不会有被告败诉的判决作出，甚至不会有判决的作出了。因此，当法治尚未成为社会的共识时，当行政机关对待行政诉讼的原告还是“你告我是一阵子，我管你是一辈子”的心态时，认同任何范围的调解，都可能是对行政机关违法的放任。在认为行政诉讼具有监督行政和救济权利的性质与功能基础上，若调解仅在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运用，则显然没有也罢。在实行依法行政不久，在刚刚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中国，如果行政诉讼成为迁就被告之诉，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也是所有法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三、行政诉讼中运用协调的现实情形

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除了赔偿诉讼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适用调解，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所谓调解现象，经法院调解后原告撤诉甚至成为一些法院行政案件主要的结案方式。立法上的禁止与实践中大量运用的悖论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经过考察，笔者认为，目前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所进行的不是也不应当是调解，而是协调。法院在行政案件处理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本来意义的调解。尽管行政诉讼立法遵循逐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则，发生行政纠纷后很多案件进入了行政审判。而法院把案件“收进来”之后，却面对由于行政机关决策失误、管理水平低下、现行行政法规范缺乏应对等原因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很难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判决。但是，作为审判机关，法院是必须要把案件“送出去”，即是要结案的。无论采取判决方式还是撤诉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法院终归要对案件作出一个处理或者说结论。既然不能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作出判决，就得想其他办法，再利用现行法律允许的方式结案，这就是协调存在的原因。对此，实践中有多种需要协调处理行政案件的情况。

（一）行政机关的管理水平和能力跟不上时代发展而需要协调

有些案件是由于行政机关管理水平问题而出现的差错，比如程序上、证据上，以及适用法律上的一些问题等。这种情况下，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实违法，法院应当判决撤销。由于行政行为涉及复杂的多方主体，对原告来说，法院撤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种情况在行政裁决、行政确认等领域比较多发。由于涉及案外多方当事人的行为，需要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主体进行各方的协调工作，这时，法院的协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位行政庭的法官描述了这样一则真实案例。某村村委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5. 62亩发包给村民杨某承包经营，镇政府为其颁发了《农户承包集体土地经营证》，承包期30年。后县政府又将杨某承包土地中的140平方米批给了第三人严某建房。杨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做出了撤销严某建设用地批准通知书的判决，但第三人房屋已建成并居住，原告减少的土地不但未得到解决，而且在二轮承包时县政府为其颁发的承包经营证，承包的土地又减少2亩多。杨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三个承包经营证。本案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应当判决撤销。但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时间较长，农户的人口和土地情况变化较大，二轮承包涉及调整农民承包土地户数较多，简单的判决撤销，可能引起较大的波动，不利于农村土地承包的稳定。颁发承包经营证的行政行为虽然判决撤销了，原告减少的土地仍很难得到解决，案结事不能了，不利于稳定。为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加大了协调力度，杨某所在的村委会用机动地，将杨某先后减少的承包地全部补上，签订了承包合同，被告为其颁发了经营证，杨某也主动放弃了其他请求，撤回了起诉。（注：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陈道明：《从一件农村承包经营权案件的处理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中国法院网：http：//blog. chinacourt. org/wp-profile1. php？ author=11966，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7月12日。）有的案件，并非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而是相关的行政行为有问题，法院难以简单地一判了之。如国土局处罚某公司违法占地，而该公司之所以违法占地，是之前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时承诺土地等事宜由政府办理，后政府又因为各种原因未给予办理。原告在收到国土部门处罚时，对处罚行为提起诉讼。从国土局的处罚决定看，无论是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还是处罚程序都是合法的，但如果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很可能由此引起更多的矛盾，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由于行政机关整体管理水平低下，行政决定相互冲突，法院单单审查进入诉讼的行政行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需要在多个行政机关之间，以及行政机关与原告之间进行协调工作，促使争议最终获得解决。

（二）基于案件事实和证明标准确定的困难而需要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