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他人遗忘于银行柜台上的钱款应定何罪

作者：王卫国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案情：
2003年11月18日，马某来到某银行取款，取完款正欲离开，发现银行柜台上一塑料袋下一沓钱，马某趁左右无人，赶紧连钱与塑料袋一起塞进包里，离开银行。马某回到家后一数正好一万元，于是将该一万元存入另一银行。后失主李某向公安机关报案。
对马某行为的定性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马某构成盗窃罪。马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马某构成侵占罪。马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遗忘于银行柜台上的钱款非法占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构成侵占罪。
评析：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的行为。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所谓秘密窃取，是指犯罪分子主观上自认为采取不会被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经手者发觉的方法，暗中窃取其财物。对他人持有和控制的公私财物，采用秘密窃取方法，使其脱离所有人，从而实现占有。在主观方面，犯罪分子必须意识到他所窃取得是公共财物或者他人财物，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其故意产生于持有他人财物之前，是行为人为了非法占有而去秘密窃取他人持有的公私财物。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侵占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财产所有权，犯罪的对象是他人的财物，有三种特定的形式，其一是托管物，即受托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其二是遗忘物，即刚刚遗置于某处而忘记携带的他人财物，该财物与所有人暂时脱离了持有、控制的关系，但所有人随即能够准确地回忆起财物遗置的时间、地点，并即去寻索。其三是埋藏物，即掩埋藏匿于地下的他人财物。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将数额较大的托管物，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的行为。非法占为己有，是指将他人的财物从所有权上完全侵占归己的行为，没有取得财物所有人的同意，形式上也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转移所有权的手续。第二，是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即面对财物所有人的索要，非法占有人明确加以拒绝，或者擅自处理了该财物的行为。是对已持有的他人的财物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从而实现占有。侵占罪的犯罪故意产生于已经持有他人财物之后，即实际持有他人托管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后，才产生非法占有这些他人财物的故意。
具体到本案，李某将钱从银行取出，清点后遗忘在银行的柜台上，按照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银行已由出纳将李某支取的钱清点后交付给李某，此时，钱应当归李某所有。李某将钱遗忘于柜台上，该钱与李某脱离了持有与控制的关系。但根据储蓄合同的附随义务，银行应尽到对储户在银行营业厅范围内支取款时的人身、财产的相应保护义务，即使是李某遗忘的钱，银行发现的话，应尽到保管的义务，待失主索要时交付给失主，即李某遗忘于银行柜台的钱，仍应处于银行的保管控制之下，现马某发现银行柜台上他人遗忘的钱后，即产生占为己有的目的，并趁银行工作人员及他人不注意的情况下秘密窃取该款，李某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特征，应定为盗窃罪。
综上，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


不当得利的类型及构成要件

王春胜


　　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这是民法通则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独项规定，由于这一内容过于简单、原则，因而，有关不当得利制度的理论对国内司法实践的指导尤为重要。
　　一、不当得利的类型
　　不当得利以受益人是否知情为标准可分为善意不当得利和恶意不当得利，受益人取得利益时不知其受益无合法根据是善意不当得利，反之，则为恶意不当得利。因此，我国民法既有理论认为：不当得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只要存在不当得利这一事实，不论当事人意志如何，均应产生不当得利之债。
　　二、不当得利构成要件
　　法学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从理论上阐释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通说认为：无法律上原因，取得利益，致他人损失为构成不当得利的三个要件，没有对受益人的主观意志方面进行界定。受益人获得利益时不知其受益无合法根据能够成立不当得利，这在我国则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主张。多数学者持肯定说：受益人获利时是否明知无合法根据，对不当得利的成立没有法律意义，这只是确定财产的返还范围时应考虑的因素。而否定说认为，在不当得利中，“从主观方面来看，当事人取得的不应当取得的利益时的主观状况应是善意的，”并且认为“只有基于善意的主观状况所取得的不应当取得的财产才能具有不当性，而不是非法性。”但是，这个观点没有得到深入的探究，而且又因此观点未能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在诸多方面与肯定说藕断丝连，难免自相矛盾，由此对我国民法原有理论的影响效果不甚明显，更未触动民事立法。
　　在我国，将受益人知情作为恶意不当得利处理，这不符合设立不当得利的目的。不容置疑，不当得利是社会复杂多样的经济生活中呈现出的一种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民法设立的这一制度的主旨，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以惩罚受益人的不当得利行为为归宿或出发点，不当得利的功能并不在于填补损失，而是在于使受领人返还其无法律上原因而受的利益。在受益人知情即恶意不当得利中所规定的受益人之返还责任，显然不仅仅为抑制受益人取得不应得到的利益的不合理现象，还表露了受益人得利行为的思想。因此，在不当得利中，恶意取得者“不论有偿取得还是无偿还取得，应予以返还，并给予相应的民事制裁。”
　　受益人明知无合法根据而取得利益是违法行为，不是不当行为。依照通说，受益人知情只表明主观上是恶意，但其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具体规定，因而应受到道德谴责，而不应受法律制裁。并且，不当得利的发生往往是由受损失人和第三人的过失造成，甚至有的则因自然事件引起，而受益人既没有阻止受损失人和第三人避免过错的义务，也没有遏制自然事件发生的能力。因此，把受益人知情认定为违法行为，是不公平的。一行为违反法律的具体规定固然是违法行为，但在法律无具体规定遵循时，就应该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来衡量其行为是否合法，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民事法律的立法意旨，并充分体现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功能。
　　三、关于不当得利的独立性和无因性
　　不当得利制度源于罗马法，后来被法、德、日等国所继受。在古罗马，把不当得利按受益人是否知情划分为善意不当得利和恶意不当得利，目的是为了使受益人分别不同情况而承担不同的责任，从而合理有效的保护受损失人的财产权利。罗马法不当得利的分类，与罗马法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有关。
　　物权行为是相对于债权行为而言的。所谓债权行为，就是在当事人之间设立债权和债务关系的法律行为，以合同居多，他不发生物权的变动。而物权行为则是以物权的设定、移转、变更或消灭为目的法律行为。
　　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截然分开，各自独立，就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又是就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是否受债权行为的影响而言的。如果物权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受债权行为成立与否和债权行为的效力的影响，则为有因，反之，既为无因。在罗马法中，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是相互独立的，只要物权行为本身有效成立，即使作为其原因的债权行为不成立和无效，也不影响其效力，因而无论受益人受领不应取得利益是否知情都不影响其取得物之所有权，受损失人丧失所有权，并丧失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四、我国法律中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规定
　　我国涉及不当得利制度的现行规定仅有两个条文(《民法通则》第9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131条)，但都未提到不当得利有善意和恶意之分，把不当得利划分为善意和恶意是民法学界在引进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确认，承包经营权人未经发包人同意擅自转包或者承包的无效，这些足以说明我国法律不采用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说，而更注重于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真实性。我国既然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为了保持民法理论体系内部的协调，应否认恶意不当得利的存在。可能有人认为，只有我们全盘接受德国法系的民法理论，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恶意不当得利就具备了存在的前提。这虽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但我们应认识到，由于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已引起了不少弊端，最突出的表现在，依照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的成立或效力应就本身加以判断，不因债权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受影响。买卖契约即使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对物权行为没有影响，买受人仍取得所有权，出卖人只能以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其地位由物之所有人降至为普通债权人，甚至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严重违反了民法中的公平正义原则。笔者认为，恶意不当得利制度与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密切相关，前者的存在是肯定后者的必然结果，而对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的否认，则应使取消恶意不当得利制度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些也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我国民法理论通常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因而，不当得利制度无区分善意和恶意之意义。把受益人知情作为恶意不当得利，不适当地扩大了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范围，混淆了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的界限，造成法律适用的重叠，增加了法律规范的弹性。既不利于保护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司法工作者把握行为的性质，更无益于民法的充实与弘扬。所以，为发挥不当得利制度的价值功能，达到设立不当得利制度的真实目的，协调民法理论之间的矛盾，推动民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我国立法应取消恶意不当得利制度，即明确不当得利之债的产生必须以受益人取得财产和占有该项财产时持续善意为基本前提要件。受益人明知无合法根据仍取得利益是侵权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