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人大常委会


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３３号


赣州市旅游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旅游管理，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江西省旅游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设施建设、旅游经营和旅游活动，实施旅游管理的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旅游业，是指凭借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从事招徕、接待旅游者，为旅游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综合性的服务行业。
　　本规定所称旅游资源，是指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发展旅游业所开发利用，并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本规定所称旅游设施，是指为旅游活动提供服务的配套设施，包括食宿、交通、游乐设施、商业网点以及其它必要的景区（点）服务设施。
　　本规定所称旅游经营者，主要是指依照本规定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第四条　发展旅游业应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要求，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旅游工作的领导，建立相应的旅游协调议事机构，把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拓宽投资渠道，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的投入。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并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逐年递增。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境内外团体、企业和个人投资旅游业，为旅游企业发展提供投资、信贷、税收、土地使用、创汇奖励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
　　各旅游相关部门也应当有支持、配合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旅游行政管理机构。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工作进行行业管理，并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能。
　　第八条　开发旅游资源应当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开发、科学管理、有效保护、永续利用的原则。
　　建设旅游设施应当与当地的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状况相适应。
　　开发和经营旅游项目不得破坏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应当坚持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第九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内旅游资源的普查评价工作，编制旅游业发展规划。旅游业发展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以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等专业规划相协调。
　　旅游业发展规划，经上一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编制该规划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发布本行政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设施建设和旅游经营状况信息，促进旅游资源开发，开拓客源市场。
　　旅游经营企业和景区（点）管理单位必须积极参加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各种旅游宣传促销活动。宣传、新闻等相关单位应结合各自的职责范围，积极配合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做好旅游宣传工作。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旅游景区景点、旅游饭店（含投资在３００万元以上的培训中心、餐饮、住宿建筑）、旅游索道和旅游娱乐等旅游项目，应当符合旅游总体发展规划，经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再按有关建设程序报批。
　　未经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任何单位均不得批准旅游建设项目。
　　第十二条　申请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项目建设，应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下列文件资料：
　　（一）单位负责人或者当事人签署的申请报告；
　　（二）具有合法资质的咨询、设计单位编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认为需要其它文件资料。
　　第十三条　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四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要求旅游经营者明确具体地介绍有关服务的内容、标准、费用等情况；
　　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及服务方式，自主选择旅游项目和商品，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要求旅游经营者全面履行合同，保证服务的内容和质量。
　　人身、财产安全和卫生条件得到保障；
　　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依法得到尊重。
　　旅游合同中约定的其他权利。
　　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要求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旅游经营者停止违约、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也可以向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旅游经营者所在地或者损害行为发生地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投诉，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维护国家安全：尊重旅游地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爱护名胜古迹、文物和旅游设施；遵守旅游秩序，遵守安全和卫生管理规定，履行旅游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六条　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规定和条件，并按规定办理有关审批登记手续。
　　第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必须依法经营，并遵守诚实信用、公平竞争、规范服务的原则，遵守职业道德。
　　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八条　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不履行或者不全面履行与旅游者的合同或者约定的；
　　对服务范围、内容、标准等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宣传的；
　　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价不符的；
　　危害旅游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
　　引诱、纠缠和胁迫旅游者购买旅游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
　　其他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旅游从业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应当参加旅游行业岗位技能培训并取得岗位培训证书。
　　旅游企业新招收或聘用的从业人员，必须经旅游行业培训合格取得上岗培训证书后方可正式上岗，培训不合格的不得录用。
　　旅游经营者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
　　第二十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积极开展旅游行业标准化工作，严格执行旅游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　　
　　第二十一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建立治安、安全责任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配备必要的旅游安全设施、设备，并设立明显的安全提示或者警示标志，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
　　第二十二条　旅游经营单位的营业场所和旅游公共场所应当设置规范、醒目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二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旅游景区（点）和旅游饭店、索道等旅游设施，在开业前应当首先申请旅游行政管理等部门对其基本设施、安全情况和服务质量进行检查，检查不合格的不得开业。
　　第二十四条　旅游景区（点）实行质量等级评定制度。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景观质量与生态环境、旅游服务要素、游客满意程度等对景区（点）进行质量等级评定，并向社会公布。
　　旅游景区（点）经营者应当不断改善景区（点）环境，提高服务质量，积极参与景区（点）的质量等级评定和环境体系认证。
　　第二十五条　旅游景区（点）、旅游娱乐项目和旅游定点单位的经营价格标准，必须先报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经市物价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执行，并向社会公开。
　　旅游景区（点）经批准设有单独旅游点或者旅游项目的，应当分别设置单一门票，出售联营套票，其价格应低于各个相关景点门票价格的总和，并坚持自愿选择的原则，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旅游者购买。
　　第二十六条　对接待旅游团队的住宿、餐饮、娱乐、购物设施和旅游商品生产企业实行定点管理。
　　符合条件的旅游经营者可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并授予旅游定点单位经营许可证和标志牌后，取得定点经营资格。
　　第二十七条　旅游饭店实行星级评定和星级复核制度，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星级饭店应当按照所定星级标准提供服务。未评定星级的饭店不得使用有关星级称谓进行宣传招徕及其他活动。
　　第二十八条　旅行社实行经营业务许可证制度。经营旅行社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经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后，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办营业执照。
　　旅行社必须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定的业务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或者变相经营旅行社业务。
　　旅行社应当按《旅行社管理条例》规定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交纳旅行社质量保证金，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挪作他用。
　　兴办旅行社之外的其他旅游企业，应当在征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办营业执照。
　　第二十九条　旅行社应当按《旅行社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开展经营活动。
　　旅行社开展经营活动，应当办理旅行社责任保险，具体按国家旅游局《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的规定》要求执行。
　　旅行社发布业务广告，按《江西省旅行社发布旅游业务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旅行社与旅游者应当依法订立规范的旅游合同，明确约定行程安排、服务项目、价格标准、违约责任等事项，并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旅行社不得擅自更改行程安排，改变、取消服务项目，降低服务标准。
　　第三十一条　旅行社聘用导游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并经劳动部门鉴证。严格执行导游报酬制度。旅行社不得聘用无证导游从事导游工作，不得在非旅游定点单位安排接待旅游团队。
　　第三十二条　实行旅行社业务年检管理制度。未通过业务年检的不得从事旅行社业务经营。
　　第三十三条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导游人员实行统一资格考试和从业许可制度。
导游人员从事导游活动，必须取得导游证。
　　参加全国统一的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取得资格证书的，须与旅行社订立劳动合同或者在市导游服务机构登记，可持有关证明材料向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申领导游证。
　　第三十四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必须经旅行社委派。导游人员不得私自承揽或者以其它方式直接承揽导游业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应当佩戴导游证，遵守《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导游人员实行计分管理制度和年度审核制度。
　　导游人员的计分管理的年度审核按国家旅游局《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旅游市场的检查监督。
　　旅游经营者应当接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并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提供有关报表、文件和资料。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人员对旅游经营者进行检查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检查人员可以查阅或者复制与检查内容相关的材料，询问相关人员并制作笔录，检查旅游相关经营场所和服务场所。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由工商、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停业整顿，可以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１万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的，处１５天至３０天停业整顿，可以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其许可证。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并予以通报。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旅游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无理拒绝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处以警告，并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３天至１５天的停业整顿，可以并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未取得相应资格证书而从事旅游经营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公告，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六条　旅游经营者因违反规定受到旅游者投诉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
　　第四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因经营不当造成游客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00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无疑是一大进步。

　　一、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的法理基础

　　（一）“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法律中均有体现

　　亲亲相隐，也即“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亲亲相隐观念起源于春秋时期，在《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这句话成为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　　

　　“亲亲相隐”制度最早由儒家提出，就是因为儒家看到并承认人的自然感情是爱有等差的，社会秩序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感情。其后的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理由”也被公开表述为尊重人类亲情。如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亲亲得相首匿”正式成为中国封建法律原则和制度。这一立法精神一经确立，即以其与儒家道德准则的和谐而永恒地成为不能动摇的传统，并为后世法律所沿袭。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此处的同居是同财共居，是不是同户籍里的人并不会对相隐原则产生影响。当然，这一原则以不侵犯统治者的根基为限，所以也存在例外：“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沿袭了唐代的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也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

　　综观中国几千年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其范围呈扩大之势，从“父子相隐”到“亲亲相隐”到“同居相隐”。从行为的本质看，相隐行为由一种法律义务逐渐转变为一种法定权利。

　　（二）日本、韩国、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法律中均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

　　与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不同的是，现代西方法治认为，亲属作证特权是一种权利，即不作证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对大义灭亲行为则不提倡也不惩罚。古今中外之所以都选择了“亲亲相隐”或容隐，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亲情都是社会的基石，允许“亲亲相隐”可能会对受害人造成不公，对司法部门查案和审判造成不便，但缺乏人情的法律，却会破坏道德伦常，亲情沦丧会起到更大的负面作用。

　　有学者指出：“在通常被人们认为最代表中国封建法制的宗法主义特色的重大问题上，西方法律传统也存在着相同或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依据‘亲亲尊尊’原则处理亲属相犯案件时强调刑事责任‘亲疏有别’、‘尊卑有别’方面，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法律不谋而合。”（参：范忠信在《中西法传统的暗合》）《日本改正刑法草案》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韩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深受中国儒家理论的影响，《韩国刑法典》规定了“藏匿人犯罪与亲属间之特例”，规定：“亲族、家长或同居之家族为犯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免除刑罚。”《德国刑法典》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者，不处罚。”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分则设立了“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藏匿人犯罪或湮灭证据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

　　可见，“亲亲相隐”，并不只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色，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韩国和日本，也都有“近亲属有拒绝作证权和近亲属窝藏得以减刑或免受刑罚”的规定，并且沿用至今。

　　二、否定亲属容隐和强迫亲属作证之缺憾

　　长期以来，“亲亲相隐”被视为封建糟粕遗弃，转而大力提倡“大义灭亲”。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表明我国亲属没有拒证权。而在司法解释中，鼓励大义灭亲的规定更比比皆是，如规定嫌疑人被亲友强送到司法机关的，可以比照自首减轻处罚。

　　亲属间相处机会远多于非亲属，故互相了解行踪远胜于非亲属。案件发生而拘系嫌疑人后，只要想收集证据，司法工作人员一般都会想到两条捷径：其一从犯罪嫌疑人口中获得，其二从犯罪嫌疑人亲属处获得。这是最经济、最方便、最传统的取证途径。法律若只规定任何知道案情者均有作证义务，只规定任何人知严重罪行不举告或藏匿犯罪人即构成隐匿罪，而不将近犯罪嫌疑人亲属排除在外，那就无异于授权司法工作人员逼迫亲属作证或动则以知情不举、隐匿或者帮助罪犯等罪责来拘传、惩罚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因为对刑事证人，在屡传不至时可以拘传，对犯罪嫌疑人可以临时拘留。这种拘传、惩罚、逼证逼供就是株连亲属的最初表现。

　　此外，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之一，仅仅是家庭内部的监督，无疑就将会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和谐关系，其行为的延伸无疑也就会损害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而如果这种所谓的家庭内部监督的结果还需要被“单位”所掌控的话，那将从根基上扭曲和破坏家庭关系的基础，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家庭以及社会伦理的失范。

　　和“亲亲相隐”相对的是“大义灭亲”，二者思想根源都发轫于先秦的春秋时期，他们如同一面风月宝鉴，照出世人截然不同的两面。然而，世人更多了解“大义灭亲”，对“大义灭亲”持肯定态度者居多，而对“亲亲相隐”则多有诟病，“大义灭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直到今日，大义灭亲的悲剧还常常见诸报端。“大义灭亲”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主要是基于“亲亲相隐”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这一错误认识。既然“亲亲相隐”为人所不齿，那么自然而然转向世人推崇的“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固然是一种正义，但正义并不是大义灭亲！法律和正义，都只是道德的最低限，理论上我们不能为了低限的正义而要求人们违背更高的道义。禁止“亲亲相隐”导致人权保障难以实现，在人权观念倍受重视的今天，人权已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学上的果实。我国已经加入了多项人权国际公约，但容有“沉默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拒绝作证权”等多种人权内容的“亲亲相隐”制度却一再被抛弃，使得人权保障在法律体系内缺少应有的载体。当人们在为“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变相关押证人”等违法违规现象探求对策时，接纳、继承“亲亲相隐”制度不失为一剂良药。　　　　　　

　　三、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的合理因素

　　对人性的热切关爱，这或许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生命之源。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看到了的那样，父母对儿女的怜惜，儿女对付母的关爱等人类情感“往往发生于一种自然的冲动或无法说明的本能”，有的本身就是“我们天性中原来赋有的某些本能”。这些本能是原始的、基本的、第一性的情感，是大自然灌注到动物身上并主要构成人的自然本性的情感，也是其发生方式不能合理的加以理解的情感。亲亲相隐制度内含尊重亲情，关爱人性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是值得珍视的。在现实生活中，“亲亲相隐”从属于一种亲情关系，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家法律应以家庭亲情为基础。亲情之爱是一切爱的基础，人们在面对这种本能的情感时一般不计较其他社会关系和利益得失，这种亲情关系在诉讼中可能与国家利益冲突，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发生矛盾，此时后者应对前者予以避让。

　　亲亲相隐所饱含的融融温情，培育、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而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则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在这里，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各取所需，但各不相同的利益，在亲亲相隐中却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达成了和谐与一致。因此亲亲相隐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亲亲相隐”看似一种悖谬的思想原则，与以往提倡的“大义灭亲”完全不符，但“亲亲相隐”的本质却恰恰反映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想。因为国家法律秩序的维护和当事人亲情关系的维系，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保证血缘亲情纽带的免于崩裂似乎更具切身利益。家庭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单位，是人们走向外缘社会的先天性架构支撑。家庭关系是最自然的社会基本组织，有超稳定的自组织功能，这也正是法律构建和运行的基础。为此，发生在家庭关系中的任何法律制度关系，必须考虑家庭成员间的特殊影响，尤其不能在制度关系中把家庭关系虚无化。鉴于此，任何倡导家属间相互监督活动都不宜开展，这种监督既违背人性又违反人文理念。没有以亲情为基础的家庭这一社会最基本社会组织细胞的有力支撑，任何法律和制度都会形同虚设。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一种伦理思想。伦理就是做人的道理，简称为人道、人理、人义，也即所说的伦理道德。柏拉图说：“伦理道德是法律的根据和归宿”。因此，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中国古代伦理刑法与国外容隐制度中关于人性之合理部分的精神和原则，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从而使刑事法律更加注重人性化与人文关怀，这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检察院